从《走向共和》到《大明王朝1566》、《人间正道是沧桑》……长于“宏大叙事”的导演张黎完成了自己的风格化表达，并一再展示出在群像塑造上的深厚功力，借那些亦正亦邪、难以用简单的“好坏”来形容的主角们对历史的发问，带观众陷入思考。新作《四十九日祭》开篇，藏身于教堂中的风尘女和女学生构成了全剧的一对重要矛盾，她们彼此轻视，为了一个土豆、一口水而吵架甚至斗殴。张黎认为，《四十九日祭》讲的是一个“生存”的故事，在灾难面前空谈大义总显得苍白，当她们努力“活着”的欲望被侵略者轻易地打碎，这种“难”与“易”会更让人明白这场浩劫的残酷。在采访中，张黎反复强调一句话：“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这是巴尔扎克的态度，也是我创作《四十九日祭》的态度。”

记者：您的作品总是取材于宏大的历史事件，像《走向共和》、《大明王朝1566》、《人间正道是沧桑》等，您对这种重大历史题材有所偏好吗？

张黎：其实并不是我对这些题材有偏好，而是我们这辈人的教育、成长环境注定了我们拥有一种责任感。其他题材并不是不好，只是也许不适合我。我的年龄也在这儿了，自然会沉稳一点。我不知道这对于我来说算是局限还是什么，但对于《四十九日祭》这样的作品，我相信这种“局限”是有好处的，它会提醒我在创作中时刻保持警醒、保持敬畏。

记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影视剧很多，您认为自己可以拍出新意来吗？

张黎：在我看来，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影视剧不是很多，而是太少。全世界关于纪念犹太人大屠杀的影视剧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拍，跟他们相比，我们做得远远不够。我很喜欢一部捷克电影，叫《利迪策大屠杀》，讲的是二战期间纳粹对一个有四百多人的小村庄的屠戮。最让我有所感触的是，到现在，很多捷克人还是会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利迪策”，纪念当年的死难者。反观我们国家的年轻人，都知道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但到底发生了什么很多人并不明白，这种意识的欠缺很让人心痛。

至于新意，这不是我所追求的。今年，我们纪念南京大屠杀的第一个国家公祭日就要来了，我很高兴。对于已经发生的惨案，我们可以宽恕，但历史绝不容许忘却，这也是我拍摄这部作品的态度。太多太多惨剧让人不忍直视，太多太多的牺牲和救赎让人感动，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同时也更令我明白一点，就像巴尔扎克所说：“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

记者:张艺谋电影在前，对您拍《四十九日祭》是一个创作上的障碍吗？从现在播出的部分看来，您营造了一种纪实性的影像风格是区别于电影的。

张黎: 这部剧，从整体的影像风格、背景音乐包括人物造型等，我们想要呈现的是那个年代的精神真实。总体来说风格偏纪实的，但《四十九日祭》毕竟是一部影视作品，而不是一部摄影作品，所以摄影不应该喧宾夺主。

之前的电影不会成为我创作上障碍，因为任何一部严肃的作品都是创作人员独立思考、独特感受的一种载体，所以没什么可比性。如果非要比的话，我希望这种比较越多越好，不要因为害怕题材的重复而拒绝一个好的题材，比如南京大屠杀，如果通过比较我们能做得更好，那这种比较就是良性的、有意义的。从我个人来讲，我很欣赏艺谋的作品，我也推荐我的几个日本朋友看过，他们都觉得特别震撼，我觉得这部作品很完整、很有意义。而电视剧创作的优势在于篇幅更长，所以我们拥有更大的空间去塑造人物、丰富人物关系，让整个故事显得更真实、合理、震撼。

记者:拍摄过程中，有没有哪场戏是您印象最深的？

张黎:《四十九日祭》的最后是一场罪行清算的戏，原本这场戏是没有的，后来经过我们的反复商议才决定加上。抗战胜利以后，在南京进行了一场审判，玉墨冲到法庭里说了一句话，她说：“你们审判这几个人有什么用，过去的日子回不来了。”在那种浩劫中，死去的人是不幸的，活下来的人也完全被毁了，他们的一生都将活在战争和死亡的阴影下，这种伤痛是我们所无法体会的。

《四十九日祭》里的魏特琳女士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在她的庇护下，上万妇孺难民得以幸存，在长期的繁重劳动和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她的精神彻底崩溃了，最终在美国的家中选择自杀。这样的事例太多了，战争带来的创痛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本文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记者：金力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