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海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管清友发布题为《提升数字素养与PC使用能力，激发乡村振兴人才动能》的署名文章。

管清友在文中表示，提升农村本地劳动者的数字素养，培育信息时代新农民，是推动乡村数字化转型的造血式工程，应当融入数字乡村的顶层设计和评价模型中。可从数字素养包含的多项具体能力指标中，遴选出具有典型代表性且能够量化的几项关键指标——如PC使用能力，纳入数字乡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以下为管清友《提升数字素养与PC使用能力，激发乡村振兴人才动能》全文：

站在“十四五”新起点上，乡村振兴政策东风叠加新基建浪潮，我国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换挡提速，数字乡村建设如火如荼。依托数字技术应用，农业产业链各个环节加速变革，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乡村发展空间全面打开。

在这样的背景下，培养充分适应数字时代的高素质农村本地劳动者，显得尤为迫切。结合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来看，“新时代城乡数字鸿沟问题主要矛盾，正从基础设施差距转向数字素养差距”，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短板，已成为制约其在越来越数字化的分工协作体系中就业、创业和增收的巨大障碍，也是破解乡村振兴人才瓶颈的重要突破口所在。具体来看，数字素养可作为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衡量数字化人才培育成果的重要指标。提升农村居民使用以PC(个人电脑)为代表的数字化生产力工具的能力，也是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的重要发力点。

实现乡村振兴，数字素养是评价人才质量的普适性标准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在人才的数量、结构和质量上，都必须满足乡村发展需要;在人才的来源上，既要从外部引入高质量人才，也要大力留住和培养本地人才。今年二月份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提出，要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全方位培养各类人才，其中包括了高素质农民队伍、农村创业创新带头人、农村电商人才、乡村工匠等各类本地人才。

乡村振兴需要构建专业能力多样化的人才库，但在建设数字乡村的视角下，有一条普适性的人才质量评价标准：数字素养。这是因为“十四五 ”规划要求数字经济占GDP比重从7.8%到10%，增加了20%。数字经济的地位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对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升级以及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基础应用。在这个数字化如同空气和水一般的时代，包含计算机素养、信息通信技术素养、信息素养和媒介素养的数字素养将是最基本的生存技能和职业素养，无论哪个行业或岗位。

至于如何衡量数字素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8年发布的《全球数字素养框架》报告可供参考。报告中提出了包含7大数字能力域和26项具体能力的数字素养框架，具体如下图所示：

从宏观层面，提升公民数字素养是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的必然之举。近期公布的“十四五”规划纲已就明确提出“加强全民数字技能教育和培训，普及提升公民数字素养”。提升农村本地劳动者的数字素养，培育信息时代新农民，是推动乡村数字化转型的造血式工程。

从微观层面，具备一定程度的数字素养，是个体得以融入数字社会，享受数字红利，打开就业、创业和增收空间的先决条件，农村居民也不例外。反过来说，不具备基本数字素养的劳动者，未来很可能会被排除在越来越数字化的经济体系之外。

因此，提升农村本地劳动者的数字素养，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其重要程度完全不亚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应当融入数字乡村的顶层设计和评价模型中。

弥合城乡数字鸿沟，提升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是当务之急

数字经济为我国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遇，数字鸿沟问题则如同弯道上的拦路虎。我国既要消除与发达国家间的数字鸿沟，也要在国家内部弥合不同人群、不同地区间的数字鸿沟。

我国在上一轮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中，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网络和4G网络，全国范围内行政村通光纤和通4G比例双双超过98%，基本实现城乡“同网同速”;农村网民规模达到3.09亿，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5.9%。由硬件条件差距导致的数字鸿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收窄。

但是，物理接入的不平等仅仅是第一道数字鸿沟。在“接入鸿沟”之后，还横亘着“使用鸿沟”和“能力鸿沟”——由于不同人群的知识和技能存在差异，即便同样接入互联网，人们的使用方式、程度和效果也不尽相同，表现为“使用鸿沟”;当数字化相关技能成为一种生存能力和职业素养时，不同人群在数字资源获取、利用、创造等方面的长期差距造成了“能力鸿沟”，加剧个体生存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也使得地区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愈加严重。“使用鸿沟”和“能力鸿沟”是递进的关系，可以统称为“数字素养鸿沟”。

往外部看，我国已基本填平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接入鸿沟”，填平“数字素养鸿沟”的决心也非常坚定。2018年发改委等19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稳定并扩大就业的指导意见》指出，到2025年，国民数字素养要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数字人才规模稳步扩大。

向内部看，中国要从数字大国迈向数字强国，一方面要全面进行数字基础设施的全面提档升级，从传统IT设施升级为由端-边-云-网-智构成的“新IT”设施，另一方面要在整体上提高公民数字素养，近6亿农村人口绝不能掉队。弥合城乡居民“数字素养鸿沟”，是迈向数字强国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有利于降低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在数字时代扩大的风险，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当下，这项任务已是刻不容缓。从社科院针对上千名城乡居民的调研结果来看，城乡“数字素养鸿沟”现象非常突出。以100分为满分，城市居民在数字素养评估中的平均得分为56.3分，乡村居民仅35.1分，差距高达21.2分;分职业来看，农民职业群体的数字素养得分仅18.6，比平均值低57%，远低于其他职业群体。

具体到各项能力，农村居民的得分比例都明显低于城市居民。得分差距较大的5项依次为：数字安全意识、电脑使用、数字化增收、电脑工具开发、手机工具开发，差值依次为：43.2%、31.7%、27.7%、25.6%、23.8%。差距相对较小的两项为数字内容创建能力、智能手机使用。

新时代城乡数字鸿沟问题的主要矛盾正在从接入条件的不平等，向数字素养差距转移。把数字素养纳入数字乡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对于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建设数字强国大有裨益，且有助于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

以PC使用能力为代表的数字素养关键指标，适合作为通用量化评价指标

数字乡村建设是一项复杂工程，需及早制定相关国家标准，进行科学、系统的指导、规范及建设成果评价，以此为支撑，加快探索出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乡村建设模式，以点带面地推进全国数字乡村建设。

由于不同乡村资源禀赋不一样，适宜的发展策略和路径也有所不同，在数字乡村建设中不能套用一个模板。评价体系的设计，也应当针对绝大部分乡村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共性的需求和问题，梳理出基础性、普适性的通用评价指标，并尽可能细化分解为可统计的量化标准。比如，并不是所有乡村都适宜规模化地发展电商，因此农村电商人数就不适合作为一项通用指标。

数字素养非常适合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通用评价指标。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培养具备较高数字素养的本地人才，是所有乡村共性的发展需求;另一方面，数字素养及其包含的具体能力指标是可衡量的，作为评价指标而言具备了较强的可量化性、现实可操作性和可比性。社科院的《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就是基于理论结合国情对数字素养水平进行量化评估的一个范例。

不过，数字素养包含了26项具体能力，不可能全部纳入数字乡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必须遴选出具有典型代表性且能够量化的几项关键指标，首要的就是PC使用能力——PC是数字时代重要的生产力工具，也是数字化转型和乡村振兴的基础战略工具，但在这一项能力上城乡差距较大，已严重制约农村居民提升数字化增收能力。此外，数字化协作能力、专业领域数字化应用能力，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可量化性。

数字乡村建设征途漫漫，未来可期。根据我国《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提出的战略目标，到2035年，数字乡村建设将取得长足进展，包括城乡“数字鸿沟”大幅缩小，农民数字化素养显著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将全面建成数字乡村，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