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爽在个人微博上发了一个迟到的回应，却通篇强调自己没有违法，丝毫没有任何悔过、道歉的意思，更没有提及两个孩子。如此避重就轻、含糊其辞的回应，不但漠视生命、冷血无情，而且俨然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郑爽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理应自身要培养高尚情操与道德修养，这是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基本

全文如下：

1月19日，艺人郑爽回应称，“在中国国土之上我没有违背国家的指示，在境外我也更是尊重一切的法律法规。”

就此，“中央政法委长安剑”微信公号评论称，把女性的子宫当作生育工具，把新生的生命当作商品买卖，甚至可以随意丢弃，这条隐秘的黑色产业链打着法律的擦边球，不止损害女性健康、物化剥削女性，更是践踏公民权益、败坏人伦道德。“作为中国公民，因为代孕在中国被禁止，就钻法律空子就跑去美国，这绝不是遵纪守法。”

澎湃新闻此前调查、梳理发现，地下代孕产业链由需求方、代孕公司、供卵者、代孕妈妈、实施代孕操作的医生、开具出生证明的医院组成，他们或为追求利益、或有真实需求、或为自私的目的。而孩子则是被制造出来的“商品”，可选择性别、单胎或多胎，如有缺陷，则可能被抛弃。

国际社会对于代孕持“禁止、合法、允许志愿代孕”三种态度，我国大陆地区选择了第一种，但规制代孕的方式仍停留在部门规章，立法方面一直踌躇不前。代孕在“社会不允，法律不禁”的尴尬境遇下野蛮生长，也就导致诸如郑爽张恒等代孕客户挑战、冲击传统的生育秩序和伦理道德。

在国内，代孕一直不被监管部门允许。

现行有效的人工辅助生殖技术规定主要是 2001年原卫生部颁布的《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及2003年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人类精子库基本标准和技术规范》。

其中《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三条明确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精子、卵子、胚胎，医疗机构及医护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该管理办法只能对正规的医生和医疗机构进行管理，其对代孕的规制方式存在不足。

一是上述文件层级过低且适用范围狭窄，规定文件的层级只停留在规章上，内容上也仅仅是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作出限制，且只简单涉及禁止代孕。

二是行政处罚力度疲软。根据2001年“两个办法”的规定，对医疗机构处罚的上限数额分别为“3万”和“1万”，非医疗机构的处罚是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进行处罚，处罚上限也仅为“1万”。

监管层不允许代孕，立法方面也在踌躇。

2015年1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第35条规定，“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这也被外界视为国家层面将对代孕实行全面管理的标志。

在对草案的分组审议中，草案第35条引起与会代表激辩。

支持者称，委托方和代孕方都处在高风险、无保障的环境中，为防范潜在纠纷禁止代孕，有其道理；反对者则认为，不应剥夺不孕夫妇通过代孕技术获得子女的权利，禁止代孕还会让“失独者”再受打击。最终，修改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删除了“禁止代孕”的相关条款。

（原标题：华鼎奖决定取消郑爽荣誉称号​）

来源：北晚新视觉综合第29届华鼎奖新浪微博、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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