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即屋外传来一个浑厚的声音：“你不要躲在里面了，我知道你就在家里头。”

朱丽惊了一下，本能地透过猫眼往外望看了一眼。是两个男人，陌生的面孔，一身黑。朱丽慌了神，不敢再看猫眼，之后屋外发生的一切，她只能凭听觉判断。

欠款本金10万，逾期9个月，2020年11月17日，催收人敲响了朱丽出租屋的门。

今年28岁的朱丽，从19岁开始用信用卡。2018年，朱丽发现自己的债务难以平衡，着急补上窟窿的她开始四处借钱，结果越欠越多。

像朱丽这样负债的90后，在豆瓣小组“负债者联盟”里可以找到很多。这个创建1年多的小组已有3万多名成员，集结了各种原因欠债的年轻人：创业失败、家人重病、深陷杀猪盘、被朋友坑骗……但一位网友根据组内11月的帖子进行抽样统计，发现超前消费和游戏是最主要的欠债原因。

他们的身份五花八门，欠债金额参差不齐，但几乎都体验过满足某种欲望的短暂快乐，以及还不上钱的焦虑无措。他们进组的愿望也如此相似，就像组规里那句鼓励人心的话：“让我们一起努力，早日退组！”

及时行乐

朱丽长了一张娃娃脸，大大的双眼皮，粉色的口红，一头蓬松的鬈发散落在肩上，看上去远没有28岁。

她来自江西一个“很小的地方”，从小由爷爷奶奶抚养，衣食无忧，“小时候就没摸过钱”，文具都由奶奶领着去买，因此对金钱没什么概念。

长大后，朱丽也没有攒钱的习惯， 几乎“月月光”。读专科时，父亲每月给500元生活费，不够用，她就自己出去做兼职。

2011年，朱丽办了人生中第一张信用卡。起初只是听同事说用信用卡看电影只要9元，再加上银行业务员的上门游说，她想着办就办了。第一笔消费，她和同事拿着这张卡去“刷”了顿饭。

从此以后，朱丽开始陷入超前消费的快感中，只要能用信用卡的地方，她都会先刷卡，等第二个月工资发下来再还。“随时有钱，想干嘛都可以提前花，想买的东西就直接买，不用再攒钱再等着了。”

直到今天，朱丽也觉得信用卡本身是好的，只是自己没有控制力。

用信用卡第一年，朱丽没有负债，还攒了1万元，单笔消费最高也就两三百。但慢慢的，朱丽把自己能办的信用卡都办了。先消费，后还款，这样的生活她过了7年。

她曾痴迷囤货，从卫生纸到小零食，一次性买一堆，折下来还能省几元。最夸张的时候，她一次买的洗衣液，3年还没用完。

2014年，朱丽恋爱了，男友没有办卡资格，朱丽主动把自己的卡给了男友。“从小我爷爷教育说，男人在外面不能没有钱。”朱丽说，出去消费，看似是男友刷卡，实则共同支出都由她来承担，“我当时也是想通过这个证明，我有多爱他。”

两年后，男友出轨了，朱丽的精神状况一度陷入低迷。她想不明白，自己付出这么多，最后却没有好结果。为了调整情绪，她辗转于网络上的各个知识付费课程——情绪管理、形体矫正、舞蹈课，前前后后共花了好几万。

等到2018年，朱丽的债务开始紊乱了。虽然她每个月会定期还款，但几乎从不看账目明细，“到现在我也没明白自己怎么欠下这些钱的。”

在“负债者联盟”小组里，和朱丽一样“稀里糊涂”“没想那么多”“只管自己刷”的90后不在少数。

2019年发布的《中国消费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显示，86.6%的年轻人都在使用信贷产品，除去把信贷产品当作支付工具使用的，实质负债人群约占整体年轻人的44.5%。其中12.4%是房贷，而更多的信贷资金主要使用在生活和休闲方面。

没有房贷，追求“及时行乐”的朱丽就是典型例子。

超前消费

24岁的韩文聪坐在租的小单间里，桌上放着一张纸，一只笔。他开着电话，在朋友的远程监督下，一个一个点开手机里的贷款App，把每个平台的账目记录在纸上。6个网贷平台，1张信用卡,单个平台最多欠款4万，最少1万多，加上欠同事的现金，共近22万。

数字刚算出来的时候，韩文聪有些慌。转念一想，他又稍稍松了口气，“终于要面对了。” 其实他之前也粗算过几次账，但总是一再逃避，没有改变的决心。这次如果不是朋友督促，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勇气面对自己负债累累的事实。

韩文聪在豆瓣帖子里晒出的账单韩文聪回忆，自己是在大学校园里染上了“爱借钱”的坏习惯。2014年入学，网贷App正兴起，“出门拿个外卖，路上都能看到好多贴的广告。”他发现网贷让借钱变得很简单，门槛低，用地多，额度还能涨。

一开始，韩文聪的借款金额都不大，偶尔也会做兼职还贷。他真正开始欠款，是在临近毕业时。近半年的毕业旅行费用，都是韩文聪借来的，他想着之后工作了，会有稳定的收入。

他本科念环境设计，毕业后离开山东，来到上海一家国企上班。刚入职时，他的工资只有五六千元，现在涨到9000元左右。

工作中，韩文聪经常和“巨款”打交道。“平常接触的老板，有上千万上亿资产的；审的合同也都是几十万几百万的。”听说有实习生工作半年赚了十几万后，他越来越不在乎小钱了。

开销最大的是电子产品。学生时代的他两年换一次手机，工作前他给自己定下新目标：一年换一次。光是移动硬盘，他就有四五块。升级成固态，花了两千多；更新键盘鼠标，又花了两千。无人机火了，韩文聪下单买了一个；新的Switch发售，他入手了一个；300元一张的Switch游戏卡，自然也要买了。

某金融研究院2020年发布的《男性群体消费趋势研究报告》显示，男性线上消费比女性更强烈，且热衷于超前消费。18-25岁的超前消费主力军中，男性占比高达72.8%。体育、电子、游戏，是目前年轻男性的三大消费主力项目。

27岁的刘武（化名）第一次使用网贷，也是因为电子产品。2014年他刚大专毕业，心高气傲，时常要和人攀比，揣着2350元的实习工资，分期购买了最新款的iPhone6 Plus，每月只需还款500元。刘武尝到了甜头。

但有的人被甜头冲昏了头脑，沉溺其中，无法自拔。

快乐的泡沫

忙的时候，韩文聪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8点半”，一个月没几天休息。他从事工程建设，平日要负责现场的施工进度，要和甲方对接，还要测绘图纸。今年他升职成了一名小主管，压力也随之增大。

小时候，韩文聪靠吃东西缓解压力；长大后，他找到了新的方法：花钱。

花钱总能让他短暂远离现实世界的烦恼，把钱花出去那一刻，负面情绪似乎也被消解。

但很多时候都是一时兴起的冲动消费。出差时无意间看到高达模型的广告，韩文聪花1000元买了一个回家，发现还挺有趣的，接着又下单买了近50个。可等快递陆续寄到家，他的兴致也散得差不多了，“也没啥意思。”

有时候，即使是给别人花钱，也能让韩文聪享受其中。

谈起这段经历，他觉得自己当时“挺傻的”。他一直看不上给视频主播打赏的行为，直到现在也这么认为。

这是一个不露脸的陪聊软件，只要调用听觉就可以加入直播。直播间里一般有七、八个人可以说话，粉丝可以和主播们互动、打赏。大多是在加班的深夜，韩文聪打开软件，把耳机一戴就能进入另一个世界。

直播间里一种类似“开盲盒”的打赏方式吸引了他。“花66元能开到520元，甚至是1万，也有可能是6块。”而最刺激的是开到最大奖，“谁刷出来了，整个App都能看到。”韩文聪也跃跃欲试，加入了这个“赌博”游戏。

打赏多了，韩文聪发现自己“和别人待遇不一样”。打赏越多，名字排位越靠前，可以被更多人看到。进直播间时，主播们会特别热烈的欢迎他，聊天的话题也围着他转。到了后期，他还能加到主播们的微信，甚至约同城的主播一起吃顿饭。

在这个游戏中，韩文聪找到了一种“以我为中心，被人重视”的感觉。

他不是没害怕过，打赏付款的时候，他也会心虚，“不知道花了多少，但感觉是不少了”。每次使用信用卡支付，他会选择性逃避弹出来的信息提示，他知道自己看了会心慌。

他也挣扎过，他知道这些主播都有固定的剧本，也删过软件。但很快，他又会在某一个“无聊”的时刻，把软件下回来。这样的自我拉扯，韩文聪做了三次。每次没钱了，他就会去借钱。

与朱丽一样，为了还信用卡，韩文聪走上了以贷养贷的道路。有一个月他在借呗上借了2万，还款期前11个月，每月只需还几百元的利息，但最后一个月，他需要一次还清2万的本金，压力陡然增大。

为了还款，韩文聪先把烟给戒了；一年一换手机的计划改成了两年一换；过去谈恋爱，一个月要吃一次千元大餐，现在就在家楼下的面馆吃碗20元的面；今年双十一，他愣是一样东西也没买。

庆幸的是，韩文聪还未接到过催收电话。

催收

早几年，刘武接过的人工催收电话，多数带有侮辱性。刚开始他还会跟人家理论，后来机器打来的催收电话接踵而至，刚挂掉上一个，又打进来一个。他不得不将手机调成静音或免打扰模式，拒接。

而机器连发的短信却无法拒收，只要一开机，刘武的手机就会瞬间弹出无数条短信，狂轰乱炸，直到卡死。

通讯录里的联系人早就被骚扰了个遍，从领导同事到亲戚朋友，基本都收到了刘武的欠款信息。起初刘武还告诉家人，这是诈骗，不要理。但同事那边实在瞒不住了，他只能选择从广东辞职，回了甘肃老家。

严重的，催收人会直接上门。

那天，朱丽正好比平时早下班一小时，到家已经6点半了。她印象中刚到家，打开客厅的灯和厨房燃气，门就被敲响了。

朱丽不敢出声，她听到门外的人议论说灯是亮的，肯定有人。她赶紧起身把客厅的灯关了。

对方在门外大声喊着她的名字，一边把门敲得邦邦响，仿佛每一声都重重砸在她的心跳上。过了一会，他们开始嚷嚷着找开锁师傅上门。

朱丽坐在客厅沙发上等着。当时已近7点，天色越来越暗。哪里的灯她也不敢开，也没有想过拿硬物防身。她就坐在黑暗中，没有一点挣扎地等待最坏的结果发生，“好像认命了一样”。

最后，开锁师傅没来，来了一个女人。女人在门外劝了几句，就给朱丽的爷爷拨通了电话。

那边声音刚落下，朱丽紧捏在手里的手机就振动了，是爷爷打来的微信电话。朱丽赶紧挂断，没一会手机又振动了，这一次是妈妈打来的。朱丽再次挂断，编辑了一串文字发给妈妈：我现在是安全的，你跟爷爷说一声，我现在不敢接你电话，他们在我门外。

等到门外的人走后，朱丽给妈妈回拨了电话，聊了一个多小时。一改常态，电话里母亲已经顾不上责骂，一个劲儿地担心女儿被绑架，让她赶紧搬家或是让弟弟过来陪她。大多时候，反倒是朱丽在安抚母亲。

半年前，母亲第一次接到银行催收电话，才知道朱丽负债的情况，也第一次知道了“超前消费”的概念，觉得很不可思议。当时全家人都在责备她。

向父母坦白，几乎是每一个负债人做过最煎熬的事之一。调查显示，63%的负债90后在还款困难时，会寻求家人或者朋友的帮助。

但朱丽心里清楚，父母没有能力帮她还钱，更别提从小就很疼她的爷爷。她只能靠自己。

不想看到催收信息，朱丽每天都会清空通讯记录 受访者供图

还债

曾经热衷购物的朱丽已经过了两年“断舍离”的生活，她几乎没有买过新衣服，也不怎么叫外卖了，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楼下的小卖部买速冻食品。

为了多挣钱，她曾经线上线下同时打多份工，被上门催收的第二天，她辞掉了线下的工作，担心自己一个人出门有危险。她开始反感别人直接叫她名字，或者大声说话，连戴耳机听歌都要调低音量。

她至今都不太敢开灯，只敢关上门开房间的灯。天黑了，她就用微亮的小夜灯在客厅和厨房照明。被恐惧、焦虑困扰的她已经失眠很久了，有时候躺在床上，看着屋外的亮光一点点暗下去，总是不自觉地会想，“自己是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只有真正经历过“社交死亡”的人，才会慢慢从“欠钱不是个大事”的幻觉中醒来。

原本性格开朗、爱说话的刘武辞职回家后变得异常安静，不跟人交流，把手机扔得远远的，有时躲进县城的小茶馆，一坐就是半天。

他身边负债的朋友，有的换掉手机号，离家出走，彻底失联；还有的从高楼一跃而下。刘武不想逃，他只想尽快把钱还清。

可他能力有限，最后还是得靠父母帮他还。第一次是朋友主动开口帮他坦白，至今他一想起父亲当时的表情，就难过地直叹气。

父亲逼问他，到底欠了多少钱，他报了一个比真实金额小的数字，10万。父亲神情复杂地拿出2万元给他应急。但过了一个月，又到了还款期，刘武没办法了，彻底跟父母摊牌。

在摊牌前，刘武打开所有借贷软件，挨个抄下本金、年化利率、利息，列在表格里。算出总额后，刘武把这张表交到了父亲手里，一边解释每一笔欠款的原因和去处，一边观察着父亲的表情。

父亲没怎么说话，安静地听他讲完，无奈地叹了口气，只说了一句：“你怎么不早说？” 翻出多年积蓄，再找亲戚们东拼西凑，一周时间内，父母帮刘武筹到了20万。

这之后，刘武便出门打工了。听朋友说，去新疆干煤矿工资高，还包吃住，虽然之前看过煤矿遇难的新闻，但他已经考虑不了那么多了。

他认识不少欠债的人，抢着去干这样的重活，铝厂、电解铝车间，室内温度近五六十度，每天工作满8个小时，一个月工资有1万5。

等心如死灰的刘武到了矿场，他发现环境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内心甚至感到一丝惊喜。从2019年6月入职后一年半的时间里，他拼了命干活，工资从6000涨到1万，几乎全数用来还贷。

他清楚地记得，近三年他没有为自己添过一件新东西。如今，他只剩3万就能还清债务。

眼看着即将要爬出深渊，重见阳光，刘武却没有轻松的感觉。他还是喜欢找个安静的地方待着，躺着或者睡觉，即使什么也不做，他也会感到很舒服。

他的手机仍然不容易打通，他索性养成了习惯，过一段时间才看一次手机，看看谁找过他，他再打回去。

今年11月中旬，刘武主动去做了一次心理咨询。诊断结果为轻度抑郁，需定期接受心理疏通辅导。

“从23岁到27岁，耗费了4年青春。”刘武回顾从欠债到还债的这四年，除了失败的阅历，什么也没赚到。

在“负债者联盟”小组里，刘武发了一篇帖子讲述自己的经历，结尾提到想找个女朋友。后来他告诉记者，他现在没有多余的想法，“就是想赶紧过上，平平淡淡的、很幸福的生活。”

延伸阅读：

周小川称年轻一代储蓄率明显下调，有些年轻人过多靠借债过度消费

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2020外滩金融峰会上表示，2019年年末，中国的储蓄率占GDP中的比重降到44.6%，未来或还会进一步下降。

疫情对于储蓄率的影响，目前还看不太清，因为它既有增加储蓄的方面，同时也有减少储蓄的方面，这还要进行密切地观察。但往远看，中国的储蓄率还会进一步地变化，就是在“双循环”特别是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战略情况恰，内循环将会更加畅通。

周小川还提醒称，还密切观察到中国年轻一代的储蓄率在明显下调，这有好的方面，有助于扩大内需；也有令人担心的方面，就是一些年轻人过多地靠借债过度消费、奢侈消费，将来是不是好事也不完全知道。但是总的来说储蓄率会进一步地调整。

（原标题：90后“负债者联盟”：从幻觉中醒来）

来源：综合澎湃新闻 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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