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二南

埃里克·方纳曾以《美国自由的故事》一书收获学界与广大普通读者的赞誉，《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则在此书的主题与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更为完整连贯的叙述。在方纳笔下，自由既是随美国历史发生的观念变迁，也是不同族裔、阶层、性别群体的差异性生活场景。从中或可一窥美国自由的复杂性，亦能以此为理解美国的切口。

“自由”的相对与有限

方纳此书的一大特色，是着墨于易为此前历史叙述遮蔽的群体，如印第安人，非裔、拉丁裔乃至亚裔美国人，女性，劳工等。方纳用这些群体的遭遇，展示了自由的相对性和有限性。并非所有美国人在同一历史时刻拥有同一程度的自由，而以上群体在争取与其他群体同等自由的过程中，要付出数代人持续斗争的代价。

以非裔美国人为例，他们的历史境遇可谓是美国奴隶制的“原罪”证明。直到1808年，美国国会才立法禁止了进口奴隶贸易。《独立宣言》原稿中曾有谴责奴隶贸易的段落，但因南部的激烈反对而被删除。这意味着宣言中三大“不可剥夺的权利”与当时被视为“商品”的奴隶毫无关系。

美国建国后曾大面积扩张领土，围绕新增领土是否实施奴隶制，南北双方矛盾重重，最终酿成南北战争。战争虽然带来了《解放奴隶宣言》和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确立了不以种族剥夺选举权的原则，但战后社会很快便固化了种族隔离的现实。政府用缴纳人头税、识字测试等方式，变相剥夺非裔美国人的选举权。直至近一个世纪之后，美国才在立法层面完成对非裔美国人的法律保护。

方纳不仅关注到了自由的局限性，更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社会群体自由的获取是建立在对其他群体自由的剥夺之上的。最典型如印第安人的遭遇，他们在与欧洲接触的一个半世纪内，丧失了8000万人口，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美国独立后不断向西扩张领土，为此不惜动用军队迁移印第安人、强占其部落土地、甚至赤裸杀戮，最终到1900年，印第安人的人口数量降至25万的历史最低点。西部对于许多美国白人而言，是通过拥有土地而获得个人自由的“安全阀门”，但若忘却追问土地从何而来，这一自由精神的象征势必只是镜花水月。

“美国梦”与政府权力扩张

在等级分明的英属殖民地时代，清教的自由观将自由理解为社会地位派生的特权。对这一观念的改变以及对“美国自由”概念的奠基来自《独立宣言》。它塑造了“美国梦”的核心内容，即不受政府阻碍的对个人成功的追求，而这种美国自由从其诞生之时便被美国民族主义视作世界的“榜样”。对个人权利的强调，也导向了政教分离的宗教政策，宗教成为个人“权利”不受政府干预的典型代表。

不过在实践层面，建国之初，即有自由与政府权力的争论。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一派，希望将美国建设成商业与军事强国，而这一愿景需要借由强有力的联邦政府来实现。以麦迪逊、杰斐逊为首的反对派，则希望美国成为独立的农场主共和国，因此要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给予农场主充分自由。

今日之美国，当然是头号商业军事强国。换言之，联邦政府的权力也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加强，尤其在战争与社会危机来临之时，如南北战争、一战、大萧条、二战与冷战等。至一战时，联邦政府的权力已形成对公民自由的严重侵犯，典型如1917年的《反间谍法》，致使许多公民被禁言甚至因言获罪。政府不仅在易见的范围内调动公共资源，也在不易见的范围内影响与引导舆论。如冷战期间，CIA、国防部在绝密的条件下赞助艺术创作，以波洛克为代表的纽约画派便在其列。相比于对手苏联，美国政府对自由创造形象的打造可谓相当成功。

提及加强联邦政府权力，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绕不过去的人物。面对美国有史以来最严峻的“大萧条”，以他命名的“罗斯福新政”开创了政府为个人自由提供保障的范例，实则也是对美国自由概念的改造与丰富。二战期间，罗斯福更进一步提出“四大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成为美国参战的精神武器。

其中，“免于匮乏的自由”尤值注意。它提示了对社会平等公正的关注，且触发深思。假如一个社会宣称公民拥有言论和信仰自由，而相当部分的人尚在匮乏中挣扎，那么这个社会是否还是自由的社会？对这一自由的争取和压制，则指向了美国尖锐的贫富差距和阶级矛盾。

1947年，由美国传统基金会主办“自由列车”展览，成为一场大型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出于对“免于匮乏的自由”的忌惮，主办方从展览内容中删除了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演讲。传统基金会正是美国保守财团与资方势力的代表，他们秉持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自由”论调，捍卫自身利益，认为政府不应干预经济活动，贫富差距只是个体的能力差异使然，各阶级互不相欠。他们会影响政府做出有利于富人的减税决策，从而缩减政府用于公共保障的支出。

19世纪后期，美国经济腾飞，而社会平等的缺失导致劳工运动的兴起。劳工们持之以恒的斗争，促成了20世纪美国工会组织发展、出台调整劳资关系的《瓦格纳法》、政府出台社会保障计划等成果。但是，上世纪60年代争取民权的激进抗议过后，保守主义再次回潮。里根政府以“经济自由”之名，打击工会，削减社会计划的资金。此外，伴随美国二战后的繁荣，消费主义成为美国自由的核心内容，培植了一种更为原子化、强调个人选择的自由。双重打击之下，美国至今仍是西方国家中贫富分化最为严重的国家。

对内与对外自由之别

美国在争取独立建国、反抗英国统治的过程中，创造了美国自由的重要观念：政府应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上，且无代表权不得征税。然而，当美国开始侵略与殖民他国时，这一自由观显然瞬时破灭。

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美国声称战争的目的，是支持古巴反抗西班牙的自由权利。但结果却是美国将古巴、菲律宾和波多黎各据为己有。美国军队在菲律宾施以种种暴行，马克·吐温对此评论道，“我们并不想给菲律宾人民以自由，我们到那里去是为了征服他们。”

进入20世纪后，美国更为频繁地进行对外军事与政治干预。1905年，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其“门罗主义推论”中宣布，上天赋予美国行使国际警察权力的使命。以提出“十四点原则”闻名的威尔逊总统，则奉行一种“道德帝国主义”，认为美国有责任在向外拓展市场的同时，传播美国的自由民主。方纳在书里毫不讳言地指出，在美国现代史上，对自由谈论最多的总统，往往更经常干预他国。

二战后，杜鲁门总统发表宣示“杜鲁门主义”的演讲，将一种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发挥至极。美国扮演“捍卫自由”的角色，而其方式则是在世界范围内支持任何反共政权，无论这些政权是否为军事独裁。美国这些言行不一之举，最终在越战中遭受重创，触发上世纪60年代的举国反战浪潮。但是，六十年代从来没能彻底改变美国，不仅保守主义在此后迅速回潮，美国的对外政策亦重回冷战原则。

“9·11”后，小布什总统反复用“热爱自由”与“憎恨自由”区别美国和其界定模糊的恐怖主义敌人。他指责伊朗、伊拉克和朝鲜是“邪恶轴心”，并以萨达姆·侯赛因研制“大规模杀伤性”生化武器和试图获取核武器为由，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事后证明，这一发动战争的理由并非事实。伊拉克战争及此后的虐囚事件，清晰凸显了美国对内外“自由”的双重标准，包括大量西欧人在内的更多世人，开始把美国视为世界和平的威胁者，而非自由的捍卫者。

方纳此书，既是理解美国自由的极佳读本，也已为上百所美国高校采用为历史教材。足见历史教育需要对本国历史进行全面而公允的阐述及一以贯之的批评性反思，从而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坚实而新颖的群体认同记忆。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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