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柳袁照

不妨着重介绍一下夏丏尊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夏丏尊担任开明书店总编辑，随即创办了《中学生》杂志，并聘请叶圣陶担任杂志主编。除了《文心》，他们两人还合著了《文章讲话》《阅读和写作》，合编了《开明国文讲义》《国文百八课》《初中国文教本》等教科书。夏丏尊与叶圣陶一样，是著名的教育家。

朱自清曾说：“夏先生才真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教育家。”名师出高徒，丰子恺、柔石、冯雪峰、汪静之等人，都是夏先生的学生。夏丏尊和叶圣陶对语文的见解、对语文教学的见解，一直没有过时；作为语文教育家、教育改革家、教育理论家，其观点鲜明、独特，依旧振聋发聩。

夏先生的《教育的背景》写于一百年前，如今读来，就像大海上的一道曙光，给人一种拨开迷雾见真相的感觉。那时新学校的开办、发展仅仅过去二十年，夏先生即认为“现在学校教育是‘学店式’的教育，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中间只有知识的接受，毫无人格的接触”。就像一家普通的商店，顾客付钱，店主拿商品给人家。一百年过去了，这种情况改变了吗？有一点改变，但有没有彻底地改变？有的地方、有的学校好像没有。夏先生说：“一句话，就是教育者是卖知识的人，被教育者是买知识的人。大家机械地卖来卖去，试问这种知识有什么用处呢？”夏先生的论断用来评判当下的某些中小学，似乎并不过分。老师只是在卖“知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个“货”要通过中间环节来“验收”——也就是各种考试，考得好，说明这个价是值得的，反之就不值得。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理解教育？怎么做教育？怎么办教育？夏先生认为不能忘了“背景”，教育的背景很重要。他认为教育的背景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人。教育是在人的背景中进行的，作为人，有“肉身”的一面，也有“灵魂”的一面。夏先生说：“希腊及罗马初期的人注重肉的方面；基督教徒则注重灵的方面……近来学者大概都主张灵肉一致了。这个灵肉一致，在我们中国却是已经有过的思想。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灵肉一致的标志。”教育要关注人，要关注人的“灵与肉”，要回归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这说得多到位！审视今天的学校，有多少学校的教育是将“灵与肉”完美结合起来的？教育的“肉”在哪里？教育的“灵”又在哪里？

夏先生认为教育背景的第二个方面是“境遇和时代”。他说：“无论何物都不能离开空间与时间两大关系。这个空间和时间，在人就是境遇和时代了。教育其次应当以境遇和时代为背景。”脱离“境遇和时代”，单纯传授知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教‘教科书’”，不是许多学校的现状吗？

今年一月，教育部启动了“强基计划”，这是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下的一个“人才培养计划”。它不仅是高校的招生改革，更是以招生改革为支点，撬动整个教育变革的一次重大的教育改革行为，但是许多中小学的校长、老师还意识不到这一点。“强基计划”的目的是立足于我们自身，培养属于我们自己的核心学科、核心领域的“尖端人才”；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件事本身、只看到这件事仅是属于三十六所试点高校的招生改革，必须要明白它产生的背景。毕竟我们的“境遇与时代”都发生了改变，我们的教育也要进行相应的改变，从内容到方法、从内涵到外延，都要自觉去调整。

夏先生认为教育背景的第三个方面是“教育者的人格”。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师德”抑或人格魅力，老师要是一个精神明亮的人，一个内心丰盈的人。老师给学生传授知识是第二位的，排在第一位的是“育人”，夏先生在一百多年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他说：“真正的教育需完善被教育者的人格，知识不过是人格的一部分，不是人格的全体。”老师的“身教”重于“言教”，现在老师“身教”的状况如何呢？所以我对老师拥有“惩罚权”是存有异议的，某些老师可能会滥用这个权力，教育还是要靠老师的“人格魅力”而不是“惩罚权”。夏先生说：“人格恰如一种魔力，从人格发出来的言行，自然使人受着强大的感化。同是一句话，因说话者人格的不同，效力亦往往不同，这就是有人格的背景与否的分别。”

重温夏先生的教育价值观，对我们处理当下的一些教育问题是不是很有启发？为什么一百多年前的人看问题能这么准，到现在也不过时？而现在部分专家说话的时候慷慨激昂，似乎很有道理，如真理在手；听的人群情激昂，以为取到了“真经”，可是没过几年就水落石出，真假自现。我们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吗？

（原标题：重温夏丏尊的教育价值观）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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