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仲民

目前，有关它最初形成的时间、名称来源众说纷纭。较具代表性的观点大致如下：东交民巷和西交民巷元大都时期即已形成，它本是一条东西贯通的街巷，因为通惠河在距此不远设立停靠码头，有御粮在此售卖，统称“江米巷”。明初永乐皇帝营建北京城，在大明门以南至正阳门之间建有棋盘街，将江米巷截成东西两部分，形成了日后的东、西江米巷。

事实上，根据如今的考古研究，东交民巷和西交民巷并不是同一时期形成的胡同，它曾是金元时期人工运河金口河河道的一部分，元末明初形成了东交民巷，数十年后的明英宗时期形成了西交民巷。而江米巷的得名则与设在文明门外的元代皇家诸仓丰裕仓有着密切的联系。

金代修金口河 元代重新疏通

为何说东交民巷是金口河的河道，这还要从北京城早期的水利工程说起。936年，以西湖（今莲花池）水系为依托发展起来的古幽州城被辽代统治者立为南京，并改称燕京，它的中心在今广安门一带。随着城市的扩张、人口的增长，原有水系已无法满足城市用水以及粮食等物资供应的需要。辽圣宗统和二十三年（1005年）前后，一条全长约30公里的人工河开凿成功（后人称为萧太后河）。它从辽南京城东南的迎春门南下，经陶然亭一带水泊东行至今龙潭湖，出左安门向东南方向经十里河、老君堂等地，在张家湾入北运河。

天德三年（1151年）金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他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往外扩展，是为金中都。此时的萧太后运粮河因连年战乱，疏于疏浚，加上上游水源不足，早已弃用。因此，另辟新水源，开凿新运河势在必行。

大定十一年（1172年）金世宗下旨开凿金口河。金口河自石景山麻峪村东引永定河水，在金口（今石景山发电厂院内）设闸控制。水流经今老山、八宝山，东至玉渊潭，折向南流入金中都北护城河。其下游流向大致为如今的东旧帘子胡同、人民大会堂南段、国家博物馆南段、台基厂三条、同仁医院、北京火车站南侧等地向东至通州入北运河。

金口河建成后效果并不理想，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放弃金口河。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年）采纳大臣韩玉的建议，重新启用金口河，并加以改进：一是弃用湍急的永定河水，改为引高粱河、白莲潭（金代对积水潭至中海一线水域的统称）等各路清水作为水源，南下注入金中都北护城河；二是在出护城河向东至通州入北运河的河道上设闸数座，以调节因河床坡度过陡而致使河中存水不足的问题，因此这段漕渠也被称为“闸河”。然而，使用时间不过十几年的闸河，由于金代统治者迁都汴梁以及连年战乱等原因，疏于治理，最终河道淤塞严重，很快便被弃之不用了。

到了元代，元世祖忽必烈放弃了因战乱损毁严重的金中都，于至元二年（1265年）授郭守敬为都水少监，负责都城水利工程建设，第二年，忽必烈又命大臣刘秉忠以万宁宫为中心建造皇宫和新的大都城。为了将从西山开采的木材和石料运抵建都工地，同时兼顾漕运问题，元世祖采纳了郭守敬的建议，当年十二月下令重开金口河。

此次重开金口河，郭守敬再次引永定河水，但他吸取了金人的教训，将取水口上移至麻峪村附近，并在此预先开一个减水口，极大地缓解了洪水经金口直接威胁都城安全的隐患。从中都城到通州的一段则在金代闸河的基础上加以整修疏浚。由于措施得当，从至元三年到大德五年（1301年），重开后的金口河利用了35年。

当然，除了金口河，最重要的工程还是通惠河。通惠河从积水潭东的万宁桥（后门桥）经大都皇城的东墙外流过今南、北河沿大街，出丽正门东水关（今正义路北口附近）拐向东南，经台基厂二条，在今船板胡同东口一带接入闸河至通州，全长约82公里。

元朝末年，元大都运河水利体系遭到严重破坏，金口河于1301年停运。而且通惠河由于上游常年受到山洪破坏又未能得到及时修缮，致使水源不足日益严重。元至正二年（1342年），在金口河废止40余年后，元廷决定再通过金口河引水。这是金元以来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通过金口河引水，史称“金口新河”。被寄予厚望的金口新河，由于设计缺陷和施工问题，刚一开闸放水，“水势冲决，河两岸俱崩，民庶恐甚，终莫能御。”当局只好关闭金口新河，永不启用。到元代末年，金口新河几近废涸。

西交民巷北侧有古码头痕迹

金、元时期金口河的河道开发过多次。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认为金口河（含闸河）下游河道始终未发生改变，即前文提到的经如今的东旧帘子胡同、人民大会堂南段、国家博物馆南段、台基厂三条、同仁医院、北京火车站南侧等地向东至通州入北运河。

2002年，北京大学岳升阳教授等人通过对国家大剧院工地的考察、勘验，对不同时期沉积层进行分析，发现了这一带金代早期金口河、元初金口河、元末金口新河的故道。其中，金代早期金口河河道宽度超过40米，其北岸在绒线胡同一线， 南岸约在高碑胡同（原与东新帘子胡同东侧相接、今为国家大剧院南侧）一线。元初金口河较之金代河道稍向南摆动。元末河道较元初河道稍向北偏移。也就是说，金、元不同时期的金口河河道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不断的移动，长期处于变化中。

2013年4月出版的吴文涛女士所著《北京水利史》中的一段文字启发了笔者： “据考古发现，金代闸河的西端，即在今东旧帘子胡同、高碑胡同一带的河道比原金口河河道偏南200米左右，至今西交民巷北，且于距地表5米处发现有古码头的痕迹。……据于德源先生推测，这就是金代闸河的码头。……也就是说，金闸河的西端就在今北京西交民巷东口一带，从这里卸载货物进入金中都城东北隅的京仓也就顺理成章了。”

从这段文字中不难发现，金代闸河与金代早期金口河相比，不仅改变了上游的引水源，下游河道的走向进行了重新规划与调整。调整之后，金代闸河的河道比金代早期金口河河道偏南200米左右，到如今的西交民巷北。

至此，我们不妨做出一个大胆的判断：金代闸河的河道向南偏移至如今的西交民巷、毛主席纪念堂南、东交民巷、北京火车站南一线。东交民巷本身弯曲不直的走向也颇能说明问题。

元初金口河正是在金代闸河的基础上形成的，使用了同一河道。所以，郭守敬当初在设计通惠河河道时，出丽正门东水关后，拐向东南，经今台基厂二条，在今船板胡同东口的惠和上闸接入闸河，这样的安排也就变得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明初西交民巷还有河水

那么东交民巷和西交民巷到底是不是在元大都时期即已形成一条东西贯通的街巷的呢？笔者给出否定的答案。

根据元初金口河河道走向的判断，基本可以认定：至少在1301年金口河停止使用以前，西交民巷和东交民巷一带尚被河道占用。因此，它们的出现不会早于这一时间。而且，元至正二年（1342年），金口新河开凿之初，丽正门（如今天安门广场国旗杆附近）前的一段还利用了元初金口河的部分故道。这表明，元朝末年的西交民巷一带极有可能仍然处于金口河河道范围之内。明代《顺天府志》曾记载，明初洪武年间，金口新河仍有河水流通。

根据史料记载以及考古发掘，大致有如下判断，东交民巷的形成时间应该在1301年元初金口河停止使用以后。而西交民巷的形成要晚于东交民巷。根据《国家大剧院工地的金口河遗迹考察》的记载，在大剧院河道沉积层上部出土了大量青花瓷片，这些瓷片主要为明英宗时期（1436-1464年），顶部为明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这说明西交民巷这条街道大致形成于明英宗正统七年营建“五府六部”前后，且到明英宗以后才被完全填平。

随着明代“五府六部”以及“文德”和“武功”两座石牌坊的落成，原本毫无关系的两条胡同最终被联系到一起。大约在明代中后期最终产生了东、西江米巷的胡同名。

笔者所见史料中有关“江米巷”地名最早的文字记载是《明宣宗实录》中的一段记载：“宣德十年（1435年）夏四月辛酉：造江米巷石桥。”到了明代中期则有“东江米巷”的确切记载，李诩在《戒庵漫笔》中提到“嘉靖六年六月十九日夜，京城雨雹交作，次早东江米巷南，李学等家房上有钱八十四文，一一壁立瓦栊中。”

成书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张爵所著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则明确标有东江米巷。

其后，想谈一谈对于“江米巷”街名产生的看法。的确，这里曾是闸河，附近又有丰裕仓，仓中存储的是江南运来供皇家享用的上好糯米，北方人将糯米称做江米，胡同因而得名也就显得再自然不过了。但说它命名是因为这里是出售粮食的街市，就不严谨了。一则，截止到目前，并没有看到有关船板胡同、东交民巷一带发现金元时期船舶停靠码头的确切记载与报道。明代著名水利家吴仲在所著《通惠河志》中明确无误地指出：“漕运粮储，南来诸物，商贾舟楫，皆由通惠河直达海子登岸。”二则，通过《析津志》的记载可知，大都的米市、面市主要集中在钟楼前十字街西南角和羊角市一带。其作者熊梦祥生活在元代中叶到明朝初洪武年间，书的写作时间大致在元末。如果文明门外存在这样一条以出售粮食著称的江米巷，《析津志》以及同时代著述中不可能不留下记载。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