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月

马靖云根据亲见亲闻，真切记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郑振铎、何其芳、沙汀、陈荒煤数任所长的诸多生活点滴，以及俞平伯、钱锺书、王伯祥、李健吾、杨绛、罗大冈、罗念生等学者的日常琐事、丛脞遗闻，率皆秉笔直书，首重实录，集结成书《文人相重》。对于李克农、罗青长等中共隐秘战线的几位卓越领导人的追忆，构成了此书的另一重要内容。

现在的年轻同事们都用“老文学所”称呼他们这批老人，同事钱中文回忆，当年马靖云作为何其芳所长的得力助手，他们一见到她就说：“马大秘来了！”她总是大声“哈哈哈哈”地笑着说：“别开玩笑了！”他看到马靖云的回忆文章后觉得看来写的是点点滴滴，但却是确确实实，真实自然，特别是她的经历和感受，独此一家，极有价值。马靖云尽管年过九十，但“笑声还是脆生生的，而且不无风趣”，细数往事，“有声有色、准确无误、有盐有味，”张大明在序言中说，她再现了当年的场景和人的风貌，她文思敏捷，精力充沛，根本不像老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建立于1953年，最初附属于北京大学，原名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郑振铎任所长、何其芳任副所长，两年后归中国科学院。郑振铎逝世后，由何其芳任所长，1976年社科院从中科院中分离出来，文学所自然也随之更名，沙汀任所长，陈荒煤、余冠英等任副所长。

作者马靖云早年从军，进城后多年从事繁重、冗杂的科研管理工作，平生因缘际会，得与学术殿堂内的众位泰斗共事；她经历了文学所最辉煌的大师齐聚的年代，她的回忆中文人之间的情谊更是令人唏嘘。这些忆旧随笔文风平易，一般对传主的刻画也只寥寥数笔，却绘声绘色，可以说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见证。

她进入文学所工作遇到的第一位领导便是郑振铎先生。“当时我年轻幼稚，不顾身份高低，第一次见面就不揣冒昧地把自己工作中的苦恼向他倾诉起来。”马靖云写道，而郑振铎不但马上回答了她的问题，还建议她在繁杂的工作时坚持记工作日记。这一习惯不仅令当时没有工作经验的马靖云受益匪浅，也为现在的作者和读者无意间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史料。

“文人相重”的“文人”一开始指的是何其芳与俞平伯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何其芳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时曾在清华大学听过俞平伯先生的课，他视俞平伯为师长，称呼他俞先生。1952年何其芳受命筹建文学所时，将俞平伯调入文学所，何其芳反倒成了俞平伯的领导。在作者马靖云的记忆中，关系的变化并没有让他们之间的感情受到影响，在那个年代，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受到一次又一次激烈的批判，何其芳作为其知己，深深理解而尊重俞平伯，主持批判会议时也尽力保护他，但他当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两难的局面，自己每天也沉浸在写检讨之中，检讨书摞起来有一尺多厚。“何其芳珍惜俞平伯的才干，赞赏他的文学鉴赏力，专门找俞平伯谈心。”马靖云写道：“后来，俞平伯说：‘何其芳是知识分子的知心人。’”

在那样的气氛下，何其芳与文学所的领导们共同争取为俞平伯评定了当时国内屈指可数的一级研究员的职称。一级研究员文学所初拟时有三名，为钱锺书、俞平伯和何其芳，何其芳还将自己主动降为二级。当时许多人对将俞平伯定为一级研究员表示反对，何其芳坚持，学生是一级，老师是二级，这是不对的，力排众议。作者看来，当时所里上下内外阻力很大，执行起来也很困难，“然而何其芳勇敢地坚持了自己的主张，做到了无私无畏”。这对俞平伯的生活有很大改善，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一级研究员在当时享受一级补贴，每月有肉票、豆票、鱼票、油票。之后形势恶化，两人都被关进“牛棚”，在下放河南时，何其芳喂猪，俞平伯种菜，还去帮他赶猪。

“现在，文学所初期的老人所剩不多了，健在的也都是耄耋老人了，由于年纪、身体状况原因见一面也非常之难。”1953年，“文学所”成立，《文人相重》的序言中与作者马靖云前后脚来到“文学所”的王平凡透露，马靖云多年来参与了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几十年来，她保存了许多本工作笔记和生活日记，如今看来弥足珍贵，因为她“记下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事件’、细节、经过，篇篇都有史料价值”，她对于“经历过风风雨雨的文学所的人与事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常常被所里人称为‘活档案’”。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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