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波

《帕瓦罗蒂 ·一声为爱》“云播映”海报。“数梦云聚愿”供图

5月3日晚7点，一场名为《帕瓦罗蒂·一声为爱》“云聚愿”活动，经由优酷直播间，在虚拟的紫禁城午门广场，以独特的“沉浸式”方式，让数万名线上观众与帕瓦罗蒂一道向劳动者致敬、向中意两国50年的邦交友谊致意、为全球抗疫的战斗加油。毫无疑问，这再一次创造了奇迹。电影固然是大众的艺术，但即使是最火爆的电影，让电影成为一场有意义活动的服务角色之一，让这么多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场景，共同以沉浸式方式参与，是前所未有的。

影片把大家带到一代歌剧之王帕瓦罗蒂辉煌的人生旅程，也使帕瓦罗蒂的另一次梦想成真。帕瓦罗蒂不仅成为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个人音乐会的第一人，成为在紫禁城午门广场举办音乐会的第一人（与多明戈、卡雷拉斯一道），更成为记录他生平的电影，在紫禁城午门广场云播映的第一人。这次活动的策划方数梦告诉我：疫情期间由于电影院的关闭，网上云观影的活动很多。如何将观影变成一场活动，让观影和电影的主人公产生深刻的内在联系，从而丰富观众的云观影感受，触动了策划人的想象，并得到了优酷的大力支持，从而共同发起了这场独特的“云聚愿”活动。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选取一生为大众歌唱的帕瓦罗蒂，和他曾为申奥唱响的紫禁城，就成了“云聚愿”五一节当之无愧的最佳组合。

旅意男低音歌唱家栾峰担任了这部影片映后谈的嘉宾主持。之前，他还提供线索，经由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强的努力，从中央歌剧院借来了帕瓦罗蒂曾经坐过的一把大椅子。帕瓦罗蒂在亚洲的唯一弟子戴玉强和我，也应邀作为影片映后谈的访谈嘉宾，来到了映后谈的直播现场。

这一切，把我拉回了帕瓦罗蒂首次来华的1986年。

帕瓦罗蒂与中国有着特殊的缘分，1986年、2001年、2005年三次来到中国。在1986年的首次访华演出中，帕瓦罗蒂登上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舞台，成为在这座殿堂举办个人音乐会的世界第一人。在自传《帕瓦罗蒂的世界》中，他回忆说：“今晚是我艺术生涯的顶点。”在那次意义非同寻常的访华演出中，他为中国观众和中国的专业音乐工作者，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顶级歌剧殿堂的大门。很多人对那次帕瓦罗蒂访华记忆犹新，说那段时间，简直天天都是节日。帕瓦罗蒂还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大师班亲自辅导学生演唱歌剧曲目。有位当年曾经在那里读大二的前辈告诉我，帕瓦罗蒂访华期间，中央音乐学院几乎沸腾了，每天都沉浸在他的歌声中，从宿舍到教学楼，从食堂到澡堂，到处都是帕瓦罗蒂的歌声，有的是用录音机播放的盒带，有的则是情不自禁的学习和模仿。

帕瓦罗蒂曾经坐过的椅子。“数梦云聚愿”供图

当年，只安排了热那亚歌剧院在天桥剧场演出六场歌剧《波西米亚人》（其中帕瓦罗蒂本人演出三场），并在当时最大的北京展览馆剧场，举办帕瓦罗蒂个人演唱会。但是帕瓦罗蒂的影响实在太大了，观众纷纷涌来。据事后统计，当时有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音乐工作者专程来到北京观摩帕瓦罗蒂的演出。经特批，把他的个人演唱会办到人民大会堂，票依然供不应求。据年长的同事讲，卖票那天，中演公司所在地，北京东四十条甲25号门里门外，人们像长蛇一样排成阵型，蛇的前半截儿，盘成一团在院内，后半截儿，则远远地甩到大街上。票价也前所未有地出现了五、六、八、十元四档，尤其是10元档的票价，是共和国有史以来最高的票价（注：当时的电影票还只是一两毛钱）。由中演公司打报告，层层批准，才算作数。

在中演公司的档案中，前期《谈话和谈判记录》记载有意方提出要在体育馆演唱歌剧的动议，被中方所否决。中方认为歌剧就要在剧院里演，到体育馆演，成个什么样子？无法想象。但那时西方已经出现在体育馆等大型场所举办歌剧演出的盛况，搭置大型实景，有的借助历史景观，成为一时演出市场的重大事件。这种形式，直到1998年，紫禁城太庙，由中演公司策划制作，邀请祖宾·梅塔执棒，张艺谋出任导演，意大利佛罗伦萨歌剧院倾情演出大型历史实景歌剧《图兰多》，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之内。这中间，竟然相差了整整12年。据说，早年间，帕瓦罗蒂、卡拉扬等人，都曾有在中国紫禁城演出歌剧《图兰多》的梦想。

但不管怎么说，帕瓦罗蒂为中国人打开了通往歌剧殿堂的大门。这是中国之幸，也是帕瓦罗蒂之幸。大师第一次来，就为中国的观众所感动，之前曾经有人告诉过他，中国人比较含蓄，你不要期望他们有那种狂热的欢呼和掌声，但没有想到，他所获得的欢呼声和掌声，远远超出了他在西方世界所获得的。他在天桥剧场的首场歌剧演出最长的一次掌声长达6分钟，而在北展剧场举办的首场音乐会，终场谢幕达15次，加演了5个曲目，相对于12个曲目的整场演出而言，加演的曲目与时间，甚至超过了半场演出。当然这也不无遗憾地包括乐章甚至乐句中间的掌声，但帕瓦罗蒂并不为此感到烦恼，他觉得这些掌声是真诚的，而且他发现，当观众意识到他的演唱和乐队还没有完，就立刻把掌声停下来，继续观赏演出，他自己和乐队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他认为相较于“礼貌性的”掌声，这种“‘不礼貌的’掌声岂不非常可喜？”他说，“中国观众的热烈反应深深令我感动，我从未接触过类似的听众，他们欣赏的喜悦似乎是那么慷慨、开放，没有沾染丝毫的排外或嫉妒色彩，他们的反应源自内心深处，似乎是完全开放自己，来接受我们提供的音乐”。这次访问演出，让他对中国印象颇佳，并表示爱上了中国。

帕瓦罗蒂在中国并不是一味说好话，他关于严肃音乐、民间音乐、通俗音乐的评论切中实弊。在回答记者提出严肃音乐、民间音乐、通俗音乐的分类问题时，他说：“这是一个很深奥的问题，这种分法不科学，把古典音乐都列为严肃音乐是不妥的，所有的古典音乐不一定都是严肃音乐；而民间音乐、通俗音乐（即现代音乐）同样也有严肃音乐。这主要取决于作品的本身。”当时的领导同志也注意到了他的回答，所以影响了改革开放早期相关文艺方面的政策导向，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了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并重的道路。

2007年，帕瓦罗蒂在他的家乡意大利逝世。在为他送葬的时刻，10架意大利空军的飞机，在天空中拉出意大利国旗的三条色带。由于我所在的工作单位中国对外演出公司（暨后来与中国对外艺术展览中心共同组建的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是帕瓦罗蒂1986年首次来华演出的主办方，我以《解密帕瓦罗蒂首次来华》为题，在媒体刊发了一篇长文。为此我阅读梳理了中演公司关于那次帕瓦罗蒂来华演出的全部历史档案，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请教当年参与接待的前辈同事。厚厚三大本卷宗，为我们打开了《请示报告》《谈话谈判备忘录》《明码电报》《外宾接待计划》《外宾接待简报》等极为珍贵的原始信息。所刊发的那篇拙作，也成为到目前为止，对帕瓦罗蒂首次来华最全面、权威、细致、准确的历史记载。十多年来，很多回忆文章和报道，从中援引了不少信息，来源和署名多数都很清晰，体现了对他人劳动和著作权的尊重，让我感到欣慰。但也有一些人，竟然直接抄袭，令人感慨。当然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显示了帕瓦罗蒂的影响力。

帕瓦罗蒂离开我们已经13年了，但提到歌剧，提到美声唱法，可能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帕瓦罗蒂，他几乎成了歌剧和美声唱法的代言人，但是他并不是一个保守的人，在他演唱歌剧的巅峰时期，他就大胆地与著名的摇滚音乐人合作，举办“帕瓦罗蒂和他的朋友们”大型公益音乐会。后来的事实证明，不仅没有损害到歌剧本身，反而为歌剧走向大众和广阔的市场铺就了一条更宽广的道路。

今天以国家大剧院、上海大剧院、广州大剧院为代表的大型剧院设施的兴建，甚至也有帕瓦罗蒂的一份影响力。当年，有领导曾当着帕瓦罗蒂的面感慨，中国有容纳6000人的宴会厅，却没有容纳3000人的歌剧院，并首次向外界披露，10年之内，中国将建成国家大剧院，盛情邀请他再来演出。事实上，当时安排帕瓦罗蒂到人民大会堂举办他的个人音乐会，是对中国没有像样的大型歌剧院的一种弥补，但中国人的坦率和真诚不仅感动了帕瓦罗蒂，也成就了帕瓦罗蒂，他甚至把在人民大会堂的演出视为“艺术生涯的顶点”。

通过1986年首次访华演出，帕瓦罗蒂认为“中国人有强烈的自信心和幸福感……中国人自愿与人接近，是开放性的，富有创造力”。他还引用意大利一句谚语，说“放弃老路走新路，困难在所难免”，并且说，“中国人正在探索新道路，就像我在探索歌剧发展的新道路一样”。1986年，他就做过这样大胆的预言：“中国的经济正在发展，四五十年后将成为经济大国。”对于他的本行专业领域，甚至还提出具体建议，“中国的歌剧事业要发展，应考虑设立‘歌剧节’，第一次可以考虑演出三部歌剧，以后逐年增加。如果中国有朝一日组织第一次‘歌剧节’，我愿亲自来参加”。很可惜，首届中国歌剧节2011年举办时，帕瓦罗蒂已去世4年，无缘再来一展他那歌剧王者的歌喉了。

但是，疫情期间，帕瓦罗蒂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再次来到中国，为中意两国共同战胜困难，增添了精神力量。

（原标题：帕瓦罗蒂在中国）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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