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赵李红

汪老赠我的墨宝

前辈同事关照赐稿

不觉间，汪老过世已23年了，但坊间关于他的话题和报道比他生前还多。有报道称，汪曾祺是现当代作品再版、版本最多的作家之一。正是他的平易近人，人间送小温的人品和文品，满足了当下读者的审美和需求。再读汪老写给“五色土”的每篇作品，美好依旧，温暖依旧。

23年前的5月16日，我的前同事，北京市文联驾驶员段师傅送领导去汪老家吊唁并处理后事，当晚11时给我家打电话，告知汪老突然去世的噩耗，我连夜赶写悼文《惊别汪曾祺》。

“5月16日中午，我给汪曾祺先生家打电话，本想告诉他，我们三天后（5月19日）见报的何建明写的《他本<沙家浜>里的主角》，请他看看。因汪老写过《沙家浜》剧本，或许有兴趣。接电话的小阿姨小陈告诉我：‘爷爷住院了。’

我一口气把小陈所知道的事情全问到了：食道瘤、大出血、住院5天了、在友谊医院三楼。她还补充一句：你到三楼一问就知道是哪一个病房了。放下电话，我立即给一位在友谊医院工作的朋友拨电话，请她帮忙问清病情和病房，准备第二天去探望。不料，晚上就传来噩耗。”

汪老是我的前辈老同事。1950年就在《北京文学》的前身《北京文艺》《说说唱唱》当编辑。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汪老在《北京文学》每期开有随笔专栏，那时我分来不久，曾去他家取过稿件。1994年1月，《北京晚报》从8个版扩到16个版，顺应当时的文学热，“文学与社会”版应运而生。4月的一天，刚调至北京晚报的我去汪老家约稿并采访，虽知他随和没架子，也事先做了不少功课，然几年不见，难免有些忐忑。进门先以我们都熟悉的人和事打底，提起《北京文学》为他举办的作品研讨会和“青年作者改稿班”的趣事，速溶了汪老对我的“夹生”感，提升了前辈同事的“责任”感——让那次本有些怯怯的采访变得随意、亲切，收获倍增。

汪老谈资丰厚，又刚与刘心武、李锐、柯灵夫妇从台湾参加一个小说研讨会回来，感慨良多。特别提到，研究他的评论家吕教授对他的作品几乎全看过，“他评价我是一位‘软心肠的好人’”。

汪老讲述正酣突然话题一转，“你的英文好不好？”我猝不及防，讪讪答道：“不好、不好。上学时把时间耽误在看小说上了……”汪老说这次在台湾的时间虽短，但他有两点感受很深：一是台湾作家、评论家的英文能力很强，引用时英语流利，对外国文学也能直接读原文；另一点是，在他所接触的作家、评论家、编辑、记者中，感觉到他们的古文、古诗词底子很厚实，比如李昂、蒋勋，都很年轻，但却能把《长恨歌》一背到底。这些内容，我都写进了《汪曾祺 软心肠的好人》一文。

汪曾祺一稿难求，但对我的工作给予了莫大的支持。不仅自己寄稿，还请时任《北京日报》编辑孙郁两次带稿给我。从1994年扩版到1997年他逝世，北京晚报刊出他的《抒情考古学》、《北京的秋花》、《济公坐轿子》三篇散文，以及后来铁凝寄来的汪老绝笔《铁凝印象》。在汪老带动下，“文学与社会”得到了全国不少名家的支持。

手稿因同页附信而幸存

去年，读书版的同事为做“文学七十年”的汪曾祺专题，向我了解他与《北京晚报》的交往。在一个办公室从南楼搬到北楼，又从北楼搬回南楼，打包后一直未拆封的纸箱中，发现了汪老《北京的秋花》的手稿最后一页的底部有给我的信：“小赵：你关心我老伴的病，屡去探视，我没有给过你稿子，极歉疚，兹寄奉短文，乞裁处。曾祺 中秋节。”

发现汪老的手稿和信让我十分欣喜。虽然我已不记得手稿和信，但汪老文中建议北京多种一点桂花的情节我记忆犹新。原因是我及同事、好友都是过敏体质，每到春天都遭飞絮困扰。当时编发文章看到汪老的建议时就齐声赞同。尤其有一年在杭州满觉陇，体验了一把满街桂花的香气袭人后，就一直盼着北京能飞香不飞絮。汪老写到，“我建议北京多种一点桂花。桂花美阴，叶坚厚，入冬不凋，开花及香浓，干制可以做元宵馅、年糕。既有观赏价值，也有经济价值，何乐而不为呢？”

着实庆幸自己当年勤快才使手稿得以幸存——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发稿，大家还都是在原文上做编辑加工，然后填写稿签送审部主任，稿子通过后再送车间发排成铅字。这篇手稿之所以能留下，定是因了这封信与稿子写在同一页纸上。当时没复印机，我是将誊抄的稿子发排而珍藏了原稿。《北京的秋花》后被收入山东画报社出版的汪曾祺著《人间草木》一书，在结尾处注明，载：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北京晚报》。

汪老信中所提我多次探望他老伴儿的病，是源于我们的“家属之谊”。那是1995年年底的一天，我给汪老打电话，得知他老伴儿不慎摔倒住院。我说您啥时去医院，我跟您一起去探望。汪老说下午就去。下午，我叫了出租车，同行的还有汪老的女儿。

那天，汪老给老伴儿做了菜和汤，后来在病房看到病号饭有红烧鱼块，汪老就问我爱不爱吃鱼，说有机会让我见识见识他做的鱼。

“听说您原来也在新华社工作啊?新华社的食堂特别好，花样儿多开饭时间还长……”我跟病床上的汪伯母找话题，说出家人的名字，汪伯母说不认识，社里人太多了。汪老笑着说我和他都是新华社的家属。

第二年的中秋节前，我收到了汪老寄来的《北京的秋花》和那封写在第13页稿纸底端的信。随汪老探视这件事后来在汪老子女写的《老头汪曾祺》一书中见到。汪老过世后，我收到签有汪朗、汪明、汪朝三位子女名字的赠书。

无事忙 管闲事 送小温

红桃曾照秦时月，

黄菊重开陶令花。

大乱十年成一梦，

与君安坐吃擂茶。

旧日宿桃花源 写供李红一笑

一九九七年一月汪曾祺

汪老赠我这幅墨宝中的诗，作于十多年前他的湖南桃花源之行。汪老说擂茶是桃花源的特产，当地人把茶叶和花生、豆子、生姜、食盐等放在钵里捣碎后用开水冲调了吃。

几年后，我在一次出差的团餐中意外见到擂茶时，让我比同桌人喜悦的不是它的味道，而是自己终于“脱盲”了。再后来在广西、广东都吃过，却一直没吃到桃花源的擂茶。今年疫情禁足，特别从网上订购了桃花源的擂茶。此时此刻，擂茶斟满，敬奉汪老：

您知道吗，1997年春节前去给您拜年，见案头摞着不少铁凝著作，得知您正忙着为铁凝文集写序。我笑着说这可是件体力活儿呵。5月8日，您于临终八天前完成的《铁凝印象》，铁凝老师后来寄给了我。《北京晚报》在您过世后一个月的6月16日刊出。铁凝老师在给我的信中说，“刚才张锲打长途电话来，说看见了今日晚报上汪老的文章，很感动。我告诉他是你编的”。

您知道吗，5月28日，在八宝山送别您的长长队列中，我把三个月前在您家中看到的情形告知从石家庄赶来的铁凝老师，并约她写篇悼文。铁凝写于6月16日的《汪老教我正确写字》，在祭奠您过世三个月的8月15日《北京晚报》刊出。铁凝说，“汪曾祺老对于中国文坛的意义，对于相当一批中青年作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他留下了那么多那么好的小说、散文、戏剧。当我们今天思念这位老人时，是他那优美的人格魅力打动着我们。”

是的，您的人格魅力，同样打动过《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同仁和读者。我曾在1997年4月9日《汪曾祺来电》一文中记录了一个亲历故事——

1997年3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同事叫我接电话。

“喂，我是汪曾祺。”

“汪老。”我意外加惊喜。

“我托孙郁同志带给你的稿子收到了没有？”

当我问及您的近况时，您笑着说：“我是无事忙啊！最近，我管了一桩闲事，我看了3月7日《北京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叫《爱是一束花》，很感动。我推荐给林斤澜、邵燕祥，我们每人写了一篇文章。据说那是一篇自然来稿。” 并说“你找来看看”。

下午，孙郁将汪老的《济公坐轿子》交我并告知，汪老的《花溅泪》，林斤澜的《隔河看柳——<爱是一束花>读后》；邵燕祥的《不止因为真情》都已到达他的手中。那天离《爱是一束花》见报仅仅五天的时间。您约好友一起“管闲事”，给不认识的业余作者的小文写评论，温暖作者、温暖编者、温暖读者，更为文坛留下一段佳话。

您知道吗，今年，全球遭遇了一场空前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大劫难。此刻，您《北京的秋花》的情结又重现——

“我的生母得了肺病,怕‘过人’——传染别人,独自卧病,在一座偏房里,我们都叫那间小屋为‘小房’。

她不让人去看她,我的保姆要抱我去让她看看,她也不同意。因此我对我的母亲毫无印象。她死后,这间‘小房’成了堆放她的嫁妆的储藏室,成年锁着……‘小房’外面有一个小天井,靠墙有一个秋叶形的小花坛,不知道是谁种了两三棵秋海棠。花色苍白,样子很可怜。不论在哪里,我每看到秋海棠,总要想起我的母亲 ——”

经历了新冠肺炎传染的凶险，当读到肺病，怕“过人”，隔离自己，克制思念的母爱细节，真有种穿越的现实感。5月10日母亲节那天，我把《北京的秋花》推荐给许多朋友。

擂茶斟满，再禀汪老：今年五一您家乡高邮的“汪曾祺纪念馆已开馆”了；您的粉丝从青少年到老年一天天扩容；网络及朋友圈里各种读书会交流，小说散文书画分享，让您的音容笑貌一直在线在场。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