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乙编钟甬钟斡部猴首龙身装饰 新华社供图

发现失落的古国

从曾侯乙墓葬被发掘开始，考古工作者最关心的是：这个墓葬的主人是谁？随着文物被初步整理，墓主的身份也终于浮出水面。在诸多青铜器上，“曾侯乙”这个名字频繁出现高达208次，尤其是主棺之旁发现了一件“曾侯乙之寝戈”，这是墓主生前侍卫所持的兵器；在另一件青铜镈钟上，也明确写着“唯王五十又六祀……楚王酓（熊）章作曾侯乙宗彝”，这是在楚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墓主下葬时，楚国赠送给墓主曾侯乙的陪葬品。

关于曾国的青铜器，早在晚清时，学者阮元就在《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书中有收录，他认为曾国就是今天山东兰陵一带的鄫国；1933年，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战国楚墓也出土了一件“曾姬无卹（xù）壶”，郭沫若先生第一次指出存在一个楚国的邻国“曾国”；1966年，湖北京山苏家垄出土了大约在西周末期至春秋早期之间的“曾侯仲子斿父”墓，明确了在湖北地区存在一个“曾国”；此后，湖北随州、枣阳及河南新野等地也陆续出土曾国青铜器。

然而，商周时华夏大地上星罗棋布的小国很多，所以曾国也长期不太受重视。不过，曾侯乙墓的出土，让大家不得不将目光投向随枣走廊上这个古国。从随葬器具可以发现这个国家不但不是小国，而且还在楚国的卧榻之侧一直延续到了战国时期！更不可思议的是，传世文献中并没有关于“曾国”的记载。而曾国所在的湖北随县，得名于秦朝所置的南阳郡随县，再往前可以追溯到春秋的随国。那么，曾国与随国又是什么关系呢？

在曾侯乙墓出土的同年，李学勤先生就发表《曾国之谜》，指出曾国实际上就是随国，一国二名。这种观点提出之后，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但在这之后至今的四十年里，随州地区的曾国考古发现令人目不暇接，越来越多证据表明曾国就是随国。可以说，虽然在曾国考古史中，曾侯乙墓的出土并非最早、也非最晚，但它却提供了一个相对明确的坐标，为未来曾国考古指明了方向；当然，更重要的是，它还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美轮美奂的艺术殿堂。

聆听上古的遗音

在曾侯乙墓出土的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乐器：编钟、编磬、鼓、箎(chí)、笙、琴、瑟、排箫等八种乐器共125件，其种类之全面、数量之庞杂、制作之精美、保存之完好，堪称世界音乐考古的一朵奇葩。

曾侯乙编钟全套编钟共65件，分为三层八组,挂在曲尺状的铜木组成的钟架上。编钟用浑铸、分铸法铸成,采用了铜焊、铸镶、错金、圆雕、浮雕、阴刻、髹漆等多种工艺技法，总重量约5000公斤，其中长钟架长748厘米，高265厘米；短钟架长335厘米，高273厘米；最大的钟高152.3厘米，重203.6公斤；最小钟高20.4厘米，高2.4厘米。每座钟均有“一钟双音”的功能，即敲击鼓面的正面与侧面可以各发出一个音。

曾侯乙编钟上共有3755字的铭文，除了编号、记事、标音外，大部分内容都是音名、阶名、八度组、各国律名对应关系等乐律知识。通过铭文我们可以知道，曾侯乙钟音名有宫（对应姑洗律）、羽角、商（对应妥宾律）、徵曾、角（对应韦音律）、羽曾、商角（对应无铎律）、徵、宫曾（对应黄钟律）、羽、商曾（对应大族律）、徵角（对应浊姑洗律）等十二个音名，这证明传世文献记录的“十二律”在当时确已被运用于音乐实践。

除了曾侯乙编钟外，曾侯乙编磬也刻有乐律的铭文；磬块由大理石或石灰石磨制，共32具，用于和编钟合奏，被称为“金石之声”。此外，还发现几件目前出土最早的乐器：一个铜建鼓座，由八对大龙和数十条小龙缠绕构成，龙身上还镶嵌着绿松石，也是目前先秦鼓座最精美的一件；一支29.3-30.2厘米长的彩漆竹箎，这是一种竹管制的吹奏乐器，不同于笛子的是两端封闭；一个20.8厘米高的彩漆匏（葫芦）制笙斗。

琴、瑟、排箫也各有特色。在曾侯乙墓中出土了十弦素漆琴和五弦琴两种琴，过去文献中只有五弦琴的记载，而这种长67厘米、宽19厘米的十弦琴则为前所未见；瑟是一种比琴更古老的弹奏乐器，在墓中发现12件长167.3厘米、宽38.5厘米的彩漆瑟，从弦孔判断为二十五弦，目前考古发现古瑟有十八、十九、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等六种弦制；排箫由十三根竹制箫管组成，其中1件出土时仍有八个箫管能奏出乐音。

除了举世瞩目的黄钟大吕外，还有不少文物也引人注目。比如一件“二十八宿图”的彩漆衣箱，上面书写了二十八宿星名，证明战国初期就形成了二十八宿体系；一件重2156克的金盏，系已出土先秦金器中最重的一件；最早的皮甲胄，出土文物中罕见的青铜兵器殳(shū)、三戈戟；记录随葬车马的墨书竹简，系我国出土最早的有字竹简，与墓内其他金文、石刻文、朱书文、墨书文一起，为古文字和书法研究带来了丰富的资料……

总之，曾侯乙墓的发现是艺术史上的一处绝世宝藏，也是考古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林屋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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