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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之战中,曹军败给了血吸虫病?记那些被瘟疫终结的战争

2020-04-02 16:58 北京晚报 TF017

面对疾病,每个人都会感到脆弱。大疫猛如虎,古代卫生、医疗条件低下,传染性疾病往往酿成灾难,而每当爆发大规模战争,瘟疫也似乎总是如影随形。在古代战争史上,突如其来的传染性疾病往往影响战局,甚至扭转了胜败……

陈峰韬


七擒孟获 明万历十九年《全像三国演义》内页版画

可怕的西南瘴疫:战胜王莽十万大军

古代交通不便,瘟疫具有地理上的隔绝性,一地之人不熟悉另一地的风土气候,经常会因为范围转移,而产生疫情。古代北方人都认为南方有瘴气,特别是西南地区森林茂密,湿气滋长,那里的“瘴气”令很多北方人谈虎色变。当年诸葛亮南中伐孟获,也曾在泸水一带中过“瘴疫”,传说诸葛亮迅速找到了灵丹妙药,才克制住了瘴气。但这只不过是《三国演义》的虚构。事实上,针对这种瘴疫,古代基本上没有什么专门药物。据《蜀鉴》卷九注引《益州记》记载:“泸水源出曲罗,东下三百里,两峰有杀气。”北魏郦道元考察西南,指出“时有瘴气,三、四月迳之必死”,诸葛亮选择“五月渡泸”(《三国志·诸葛亮传》),是提前做了调查准备,躲开了瘴疫最严重的月份。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诸葛亮那样对瘴疫应对裕如。同样是发生在西南的战争,王莽的惨败便是个反面案例。

西汉末年,王莽篡政后胡作非为,削去西南蛮夷鉤町王的王爵,降封为侯,此举引发了西南夷与汉王朝旷日持久的战争。王莽调集大军,由平蛮将军冯茂率领,进攻牂牁郡(今贵州贵阳一带)。这场战争从公元12年打到公元15年,两军大战三年,汉兵中了西南的瘴气,死者多达十分之七,巴蜀一带都被西南夷骚扰得不得安生。王莽大怒,杀了冯茂,又从天水、陇西骑兵南下,与巴蜀当地的军队联兵,总人数达到十余万人,由将军廉丹率领,再度进攻西南。

王莽的一厢情愿又犯了大错,巴蜀的士兵临近南中,尚且无法适应那里的瘴疫,这次又调来西北的士兵,真可谓“千里送人头”。据《汉书·西南夷列传》载,廉丹率大军到达,“始至,颇斩首数千,其后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战斗力剧减的汉军无法维持,这场仗也就不了了之。

不尊重事实,强行“逆天而为”的愚蠢行动,并不因时代转换而停止。唐朝玄宗时代,王莽的惨剧又上演了一次。这次的主角,仍是西南的瘴疫。

唐玄宗派兵进攻不臣服的南诏,先后派鲜于仲通、李宓,前后两次进攻南诏,唐军两次调集的兵力达到二十万人。但由于居中主持者杨国忠不谙大事,战备工作没有充分的针对性,所遣之兵都是中原人,对西南要命的瘴气毫无准备。因此,虽然唐军两次都打到了南诏都城太和城(今云南大理)下,却都因为饱受瘴疫之苦,军队战斗力大幅度下降,结果被南诏军战败,二十万人死亡者达到十之八九,比例可谓相当惊人。事后唐朝官方总结这两场战争,把瘴疫列为失败的首要因素,据《旧唐书·杨国忠传》载,“然于土风不便,瘴疫之所伤,馈饷之所乏,物故者十八九。凡举二十万众,弃之死地,只轮不还。”

赤壁之战中,曹军败给了血吸虫病?

三国赤壁之战作为一场“以少胜多”的战争,历来被人们津津乐道。孙刘联军以弱势兵力打败曹操数十万大军,三国鼎立的局面由此诞生。由于《三国演义》的流传,大多数人对于这场战争最熟知的细节是孙刘联军以“火攻计”打败曹操主力,这一广为流传的说法无形中夸大了孙刘联军的战斗力,而掩盖了事实的真相。

连环画《赤壁之战》 张令涛 张之凡 绘

打败曹操大军的不是火,而是无影无形的疾病。曹操后来给孙权写信时,自己提到了赤壁之战的败因,他说当时军中疾疫横行,吏士死者将近一半,兵无战力,这才烧船自退。《三国志》诸传都有类似的证据,如《武帝纪》载:“……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吴主传》也提到:“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这些记载都言及曹操大军当年疫情严重的情况。

那么曹军得了什么疫病呢?近年来有学者分析,曹操大军多是北方人,对南方一些地区的寄生虫没有免疫力。特别是盛行于湖南湖北的血吸虫病,曹军几乎从没有接触过。曹军到达湖北时是秋末,士兵们活动的区域又在大江之滨,感染可能性极大,故而这场疫情很可能就是血吸虫病。

当然,我们不能否定孙刘联军强硬反击曹军的功劳。然而细观当时的情形,双方只稍微接触了几阵,孙刘联军取得的小胜,远不足以改变战争大局,而曹军十几万人却轻易退兵,不能不说其中另有缘故。“血吸虫病”虽没有足够的考古学证据支撑,但疫情对曹军的影响,却不比孙刘联军的威力小。

无独有偶,三国时期另一场大战,也被寄生虫病提前终结。据《三国志·诸葛恪传》记载,公元253年,东吴诸葛恪率军二十万北伐曹魏,当时魏军在淮南兵少,诸葛恪得意洋洋地以优势兵力包围新城,散漫地打了一个月的攻城战斗。诸葛恪原本制定的是围城打援之计,准备引诱魏军前来救新城,不料没引来敌军,却引来了瘟神。当时天气暑热,大概是河水中有了寄生虫,吴军士兵喝水之后迅速引发瘟疫。

这场大疫造成吴军大半染病,军营中到处都是死尸,或者病得奄奄一息的垂死之人。官员们向诸葛恪报告染病人员一天天增多,诸葛恪只好撤军。魏军闻讯发兵来攻,吴军沿路又被追杀不少。可以说,这真是上天断送了诸葛恪的北伐前程。

建康城:扛得住硬攻,却挨不过瘟疫

疫情的暴发,首要条件是人员密集。古代经常爆发一些惨烈的攻城战斗,守城者一方被长期锁闭于城墙之内,由于营养缺乏或是个体生病,极易牵蔓传染,形成大疫。南北朝发生在建康的围城之战,便是一例。

南朝都城建康 明《金陵古今图考》

南北朝时,梁朝爆发了侯景之乱。侯景叛军以数万之众围困建康台城(今江苏南京市)。叛军从太清二年九月(公元548年),一直围到太清三年三月(公元549年),整整打了六个月。

建康城是东晋南朝以来两百三十多年的首都,城防设施完善,所以虽然兵力不多,却一直能够坚守。叛军打破了外城,城内守军在名将羊侃的指挥下,仍然退居台城宫城,就是不投降。侯景动用了各种当时最先进的攻城器械,战死士兵无数,也没打破城池。

随着时间进入春末夏初,久战的隐患开始暴露出来。侯景叛军残暴成性,但凡死在城下的士兵,都堆积在一起,当成攻城的垫脚石,上面只是简单地盖上土。天热后尸体腐烂,各种病毒便由此滋生。

城内情况同样如此,城头作战死亡的士兵也无暇掩埋,一般都是拖到水沟里扔掉。城中的数十万官员、军民粮食吃尽,开始大量病饿而死。“被围既久,人多身肿气急,死者什八九,乘城者不满四千人,率皆羸喘。横尸满路,不可瘗埋,烂汁满沟。”(《资治通鉴·梁纪十八》)有的整家整家死绝,一进门全是死尸,天气一热,满城都是臭气。

城内外大量无法掩埋的尸体终于引发了瘟疫,主持守城的羊侃似乎也因为传染而死。叛军趁机加紧了攻势,终于打破了台城,生俘了梁武帝。

古代卫生条件非常落后,只要同时具备死尸、天热、人口密集、环境密闭等几个条件,基本都会暴发瘟疫。而类似的惨剧,梁武帝本人也制造过。

公元501年,梁武帝萧衍的开国战争中,曾经以重兵包围郢州(今湖北武汉),一口气围了二百多天。城中的敌军抵抗得也相当顽强,誓死不降。后来也和建康一样,战死者、饿死者的尸体变身毒源,据《资治通鉴》载:“疾疫流肿,积尸床下而寝其上,比屋皆满。” 城中原有人口十余万人,打到最后,死在梁军手里的没多少,却被瘟疫杀死了80%的人口。可见瘟疫之酷烈。

这两次惨烈的战争瘟疫,令南朝人印象非常深刻。后来南陈流行一个规矩,但凡人染上瘟疫,不管是父母妻子还是兄弟姐妹,一律严加隔离,不送饭不送水不救治,让其自生自灭。隋灭南陈后,发现居然有这样不近人情的做法,州县官吏亲自救治伤病,这才慢慢转了风气。

自食恶果的五代军阀

大部分的瘟疫都是突如其来的灾难,但历史上也不乏人类主动招惹疾病的案例。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唐末五代的军阀孙儒。

黄巢之乱后,自淮北以至长江的广大区域,有许多股军阀互相攻战。其中最为残暴凶猛的一支便是蔡州人孙儒率领的淮南军团。孙儒长年转战在淮南江北一带,他为人残暴,一言不合就杀人,而且处处与人为敌。淮南的另一股军阀杨行密与孙儒互相攻杀,孙儒引重兵(号称五十万),围攻杨行密驻扎的宣州(今安徽宣城)。

当时淮南江北一带被各路军阀来回扫荡劫掠,早已疲敝,无力支持大股军队的粮草。孙儒久攻宣城不下,接连打了三年,双方还在僵持。孙儒没有粮草,便抄起了当年黄巢之乱时的老办法:吃人。据《旧唐书·黄巢列传》等史籍载,“贼(黄巢军)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孙儒乱军竟如法炮制,把俘虏的敌兵或是平民杀了吃掉,真是惨不忍闻。

如此灭绝人性且毫无卫生意识的行为,很快在孙儒军中引发了大规模疫病,病饿而死者达十之三四。孙儒本人也染上了瘟疫,无力指挥军队,结果被怨声载道的部下捉住,送给了杨行密。最终,这个恶贯满盈的军阀被处死,可谓是自食恶果、罪有应得。

(原标题:大疫猛如虎 那些被瘟疫终结的战争)

 

来源:北京晚报

流程编辑:TF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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