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玉瑶

于坚在法国街头。翟永明 摄

对于坚来说，像这样长久的禁足是少有的。在中国作家里，他是一个笃实的行走者，近十来年里，不断推出以行走为主题的文字，从前几年的《印度记》《昆明记》《建水记》，到最新出版的《巴黎记》，从东方到西方，以文字和影像为媒介，一点点连绵起他作为一个作家、诗人、摄影家的真实足迹与艺术探求，也越来越丰富完整地显影出他作为一个在路上的思考者的思想印记。

一如此前系列，《巴黎记》依然是醇厚的，但缘于这座城市梦一般的气质，又混融进了更多奇妙而诗性的色彩，和诗人的哲思一起熔铸成63段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秩序、突破了文体界限的絮语，在几个世纪中自由地穿梭跃动。

到巴黎去，是一种世界性的欲望。于坚第一次去巴黎，是在1994年秋天，一觉醒来窗外的巴黎给他关于“现代化”的想象来了一次巨大的震荡，此后多次重访，在巴尔扎克、雨果、波德莱尔、普鲁斯特们之间，在咖啡馆、旧书摊、公园、跳蚤市场之间，寻找着属于他自己的，亲历的或虚构的巴黎。当全世界都在追求焕然一新时，惟有“老巴黎”，连同它的历史、时间、细节、包浆，岿然不动。这令于坚深为感动和着迷，他在异乡发掘到了故乡，且是属于全人类的故乡。

巴黎是一个词

书乡：在《印度记》《昆明记》《建水记》之后，从东方转向西方，你首选书写的城市是巴黎，这里面是否有什么特别的缘由？

于坚：我第一次降落西方，就是巴黎。1994年秋天，我应邀去荷兰莱顿，参加莱顿大学一个关于中国当代诗歌的国际会议。飞机在雷电中迫降巴黎。我记得次日黎明打开窗子看见的巴黎，令我大吃一惊，我的世界观受到巨大震荡。就像一个井底之蛙来到了井口上，世界可以是这样的，人们可以这样生活，古老、朴素、安静，其乐融融。我已经习惯了无休无止的拆迁，灰尘滚滚，以为全世界都一样。我外祖母那样的生活世界在这里继续着，我觉得古老的世界搬到这里来了，令我感动不已。我住在两父子开的老旅店里，在铺着桌布的桃花心木餐桌上吃这家父亲做的小面包，脚下铺着地毯，仿佛来到了罗曼·罗兰、巴尔扎克、左拉们的小说里面。这些作品我在“文革”时期曾经秘密阅读，印象深刻。房间里有阳光灿烂的阳台！我来自没有阳台或者阳台被封起来的城市。

书乡：对于如今越来越同质化的城市和世界来说，巴黎的这种存在意味着什么？

于坚：巴黎在普遍追求焕然一新的全球化的世界潮流中岿然不动，它对自己的文化、生活方式，对自己的“旧”自信。这样就可以了，生活到此为止，这就是生活，就是美好，热爱即可。巴黎人不稀罕进步。许多巴黎人会讲英语，但是不讲，他们以法语自豪。英语越来越工具化，越来越适合进步、创新，法语以古典、优雅、复杂、缓慢为傲。以普鲁斯特、波德莱尔们的语言为荣。我在一位译者家里吃饭，她最自豪的是她家有四把路易十六时代的椅子。

巴黎不仅仅是个地方，它是一个词。就像言必希腊的希腊。就像长安这个词。巴黎是一种世界观，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明。将巴黎视为旅游热点、购物中心还是一个隐喻，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非常鲜明。

书乡：书中的确时常提到巴黎的“旧”，并以种种细节来印证，但有意思的是，巴黎这座城市又曾是以现代性城市的典范来被改造和被学习的，时至今日也有时尚之都的名号。新和旧在巴黎是何种关系，为什么会迷恋于巴黎的“旧”？

于坚：巴黎确实有许多新，这种新是对旧的致敬。比如，他们用新材料来建教堂，在教堂里用现代建筑师设计的窗子等等。但是，教堂依然是那一个，依然是神的居所。教堂是旧的，材料是新的。日日新，但必须是旧太阳。如果太阳也焕然一新，那就是末日了。

书乡：从1994年第一次到巴黎，到这两年把它写出来，从时间跨度上说，感觉比起其他一次性的游记，《巴黎记》反而更类似你的《昆明记》——一种对故乡的缓缓地书写。事实上昆明也是这本巴黎之书中常常出现的坐标，在巴黎为什么会常常想起昆明？

于坚：在全球化时代，故乡越来越小。人类如今只剩下某种共同故乡，而不是像古代世界那样无数的平淡无奇、但各有千秋的故乡。故乡已经被经典化，标本化了。巴黎是个活着的故乡标本，属于人类记忆。故乡意味着记忆的持存，能唤起记忆的地方就是故乡。昆明已很难唤起记忆，焕然一新，记忆没有任何遗址，我得在别的地方记起昆明。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喜欢旅行，旅行就是读书。我在世界许多地方都会发现我青年时代以前的昆明。昆明有一种小蛋糕，我童年时代吃过。哇，有一天在巴黎忽然出现。那是一种普鲁斯特式的经验。

我写的是我的巴黎

书乡：书中的63段絮语标注了不同的在场时间，而每个时间片段都是随机出现的，加上文本还时常回到的18、19世纪，给人一种时空的跳跃多维之感。为何选择这种形式，和巴黎的城市调性是否有何种关联？

于坚：世界日异月新，故乡成为废墟。巴黎其实有一种废墟气质。弥漫着某种悲情，最后的，最后的，某种波西米亚式的感伤。美好的事物都抵达了“最后”。故乡成为一种集体记忆，人类其实有过一个共同的故乡，不是现实中的遗址，而是某种传统的精神生活。这种精神生活乃是对古老、包浆、人性、爱、时间、浪漫主义、永恒、灵魂、“金色池塘”、本雅明所谓“灵光”——这些东西的迷恋，惋惜、刻骨铭心的记忆。这种从人之初就开始的灵魂性，虽然世界空间一再变化，但是从未在时间中消失，因为那些伟大的作品已经将这个故乡记录在案，人类无法遗忘。呵，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生活，那样的快乐，那样的疯狂。在这种记忆中，希腊就是巴黎，巴黎就是长安，长安就是洛阳，昆明就是巴黎，十九世纪就是二十世纪。我去年秋天去了希腊，发现人们依然像公元前七世纪烧制的米诺斯陶罐上的人们那样生活，唱歌、跳舞，饮酒，全裸着躺在海边。

书乡：在你的书写中，有现实的巴黎和文本上的巴黎。对向往巴黎的人来说，从文学、艺术等途径来认识和想象这座城市，已经成为必由之路，包括你认识巴黎，也先期地来自文学的想象。书中有意用了大量文学性的引文（你之前在采访中说过，这种写法启发自本雅明），为什么会选择用这种形式来编织自己的城市漫游记？

于坚：我写的是我的巴黎。巴黎是一种黄金材料，一个黑洞般的隐喻，吸引了无数作者。对于我，空间就是时间，时间就是空间。读那些巴黎之书是在纸上旅行，纸是一种空间。在巴黎漫游是在时间中旅行。我通过絮语、陈述、引文、图片写下了我的经历、见闻、思路，写作就是重构，我在实验一种写法，就是回到传统的文，文就是写一切。所以在这本书里面，随笔、散文，记叙文、小说式的片段、分行的诗、引文，图片混为一谈，时空，过去与现在交错往复。这是蓝调式的文本，我很在乎如何写，一直在想怎么突破那种惯常的散文，回到文。文章就是一切形式来文，重在彰。世界是身，文章为世界文身。

最近看到罗兰·巴特的一段话：“写作：是世界和语言之间的某种路径，而不是语言产品的结构形式。”“反对一切‘凝固’的事物。世界不再以对象的方式呈现在我面前。而是出现为写作的形式。”“有多少篇片段便有多少文章起头？也便有多少的乐趣”“利用短的片段提炼出永远新鲜的话语、强烈、动态、不固着于特定位置……盲目似地、不向任何普遍意义、宿命意念、精神超越开放：总之，是纯粹的漫游、无目的性的流变……而一切，会尽可能地、突然且无限地重新开始。”与我近年在写作上的想法不谋而合。

书乡：书中有大量你拍摄的照片，关于摄影你会有哪些特别的理念，哪些场景和瞬间会更引起你的兴趣？为何会把许多彩色照片特意处理成灰色调的？

于坚：生活是这样的呵！——我在惊奇中按下快门。

灰色是生命的真相。我喜欢灰色，灰色是一种不确定的，在各种确定不移动之间。灰色的红，你知道那是什么红，是吧，比红更有深度，在红与不红之间。

传统越来越稀薄了

书乡：这些年随着国际局势变化，巴黎也遭遇了一些危机，譬如恐怖袭击、难民潮，还有去年的巴黎圣母院大火，这些事件里面巴黎呈现的形象都让人有所争议。在你看来，这些会妨碍巴黎吗？

于坚：不会。巴黎是巴黎的世界观，这个也不会放弃，所有的修复只是要加固那种看不见的旧。巴黎知道，老巴黎意味着一种诗性的生活。巴黎的新技术只是为了更坚固地保守住卢浮宫之类的老古董。

书乡：你在多处常提到“诗意的栖居”，但多数人并不生活在巴黎这样天然诗意的城市，如何实现？

于坚：巴黎是一本书，阅读它。其中有深意。书上有巴黎，空间中也有巴黎，这是神灵对人类的恩赐。也不必到巴黎去，巴黎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会告诉你如何“追忆”。

书乡：这些年你写了许多基于田野调查的城市、国家游记，发现你特别关注的是一个地方的传统，所写之地也都是有深厚传统的地方。世界日新月异的当下，一个城市的传统尤其是精神传统的保存如何成为可能？

于坚：可能性越来越稀薄了——如果一直崇拜新的就是好的，有用就是好的，崇拜以物的占有量多寡估量人的价值、尊卑的话。其实传统已经丧失得差不多了，在空间上，还看得见多少唐诗宋词津津乐道的画栋雕梁、良辰美景？只有些碎片。其实五四要实现的东西已经大部分实现，又如何？就是这样。某个层面上说，武汉之难其实也是传统基本上不再发生作用的结果，比如“言必信行必果”、“名副其实”，比如“芳邻”——我看到有人在高楼的窗口大喊“救我！”她没有左邻右舍。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北京住过一年，这种事在胡同里是不会发生的，必有仁义之邻、熟人或者她的“刘关张”“青梅竹马”前来相救；比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居然看到有人建议让老人把床位让给年轻人的建议，因为年轻人“有用”，老人已经时间不多了。真是残忍。这在传统上是没有先例的。零星的成功自救也是因为“仁者人也”还没有完全丧失，比如中医的复活。

书乡：在这一类文章（游记、散文、随笔等）的文体上，你现在尝试在做一些什么样的探索和创造？接下来还有计划写写哪些地方吗？

于坚：回到文章。我去年去希腊待了一段时间，最近完成了长篇的文章《希腊记》，全文会在《芙蓉》杂志发表。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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