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德亮

李文华（左）与张善曾（右）

见我们进来，他扎挣着要起来，王先生快步上前，一把按住他：“叔，您可别动了。”李先生笑道：“没事。”

李先生因病失声，许多人都在电视上见过他说话一字一顿、一词一停，不通过声带，只用气息“拼”出字来的样子，但他见了我们，还是愿意多说。王先生表达了探慰之情，李先生也表达了谢意。王先生向李先生介绍我，说我们爷儿俩“一场”，他是北大才子，想写我父亲的传记，“等您出院，哪天去您家，让您给说说啊！”李先生一听，有点儿激动，指着我说：“好，应该，写，他，爸爸，好人。应，该，写。”每个字都“拼”得那么费劲，又都说得那么真诚。我唯有不住地点头。

那会儿，李先生是大红大紫的名角儿；当年姜昆、李文华走红的程度，绝对超过现在的所有“小鲜肉”。“小鲜肉”再怎么大红大紫，主要“杀伤”范围就是青少年，但姜昆、李文华是不分男女老少，一概通吃。在我心里，大腕儿总要带点儿架子，或者说“角儿脾气”，加之李先生已经八十岁，又患喉疾，见他之前，我总觉得他会“贵人语迟”。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虽然眼前的李先生和电视上相比老了许多，说话也还是费劲，但他说话的感觉就像一个普通老工人。他不因自己的喉疾而忌讳说话，该说说，该乐乐。尤其是说着说着一乐，一缩脖，满眼是笑，很顽皮，像个老小孩。虽然他说话慢，但思维和态势并不慢，非但不慢，还有点儿“谈笑风生”的意思。

那次我们聊的时间并不长，毕竟是在医院。王先生和李先生相约下次去家里访谈，李先生拉着我：“来！我下周就出院，随时来，他爸爸，好人！应该写。”

第二次就是去李先生家里了。去之前我有些疑虑，对王先生说：“虽然李老很配合，但他岁数大了，而且说话那么费劲，估计说不了太多东西。”王先生也点点头，毕竟我们只是抱着“有一点儿是一点儿”的心态去的。此前拜访其他老先生时，我都会录音，那次去都没想着录音……所以当他把一沓写满字的稿纸拿出来交给我的时候，我和王先生都有点儿发傻。

“我写不了太多，写得乱，岁数也大了，你看看，有不明白的再来问我。”他说这话的时候，甚至还带着点儿歉意；不是对我们，而是对早已逝去的故交王长友。

李先生不仅写了文章，还和我们聊了一下午，聊到最后说两句就要咳痰，仍然拉着我们不让走。他和王长友交情深厚，甚至可以说受过王长友之恩，他太想多聊一些王长友的故事了。但我们实在不忍心，只好强站起来往外走。

后来《王长友传》因故停写了，李先生也已仙去，但由一位已逝的相声人引起的我和另一位已逝的相声人的这一点缘，足以长留念想。这几篇文章，也成了相声史上的珍迹。

其中有一篇是这样写的：

1947年秋季，在王长友先生的姐夫家，我结识了王长友先生。当时王长友先生已是很有名望的演员了，我虽然听过也喜欢王先生的相声，但能和他面对面交谈，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非常幸运、非常高兴。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平易近人、待人和善，所以聊得还挺投缘。因为王先生演出很忙，每年得有多半年的时间被邀请去济南、东北、天津等地演出，所以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厂开展职工业余文化活动，组织起职工业余文工团，我除了参加话剧、京剧的演出，也结合工厂的生产和生活编些快板、相声。写完初稿后一有时间，我就到王先生家，请他帮助提些修改意见。那时的艺人不仅要参加政治学习，还要对节目进行推陈出新，王先生除了对一些老段子进行修改，也要配合“取缔一贯道”、“三反五反”、“新婚姻法”、“抗美援朝”等活动创作新相声。他学习、工作都很忙，再加上他活路宽，会的段子多，不光我们这些业余演员向他求教，有些专业演员也经常到他家中请教或相互切磋技艺，当然这也和王先生爱交朋友、待人热情有关。

尽管这么忙，他对业余演员的辅导也是很耐心、很认真的。比如我在1952年的一篇相声《回头是岸》中有这么一句，乙批评甲贪污浪费的现象时说：“你这种思想就应当好好改造……”甲回问：“您说我招谁了？”王先生就指出：“既然是乙对甲提出批评，甲就不应该反问‘我招谁了’，而应该用‘我招你了’这样直接的问答才显得合理。”虽然只此一字之差，却为我再写节目时字斟句酌，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一点不光是对我，对于向他请教的人，他都热心辅导、热情鼓励，由此可见王先生在为相声事业的发展、普及和提高方面鞠躬尽瘁。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大单位组建了直属的业余文艺团体，不定期请专业演员来讲课。也许是特殊历史时期促成人在思想上的改变，老艺人都不保守，业余演员都很努力，在学习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出新。那些贴近职工生活的节目很受欢迎，一些业余演员的水平迅速提高，有几位还进入专业团体，日后成了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当时的专业和业余，在业务演出上是泾渭分明的，业余演员只能在单位内部或者公园游园会演出，绝对不能卖票。这不像现在，到处都是小剧场，说成什么样都能卖票。有一次我在一个小剧场演出，前边全是青年演员，我们“候场”时，在边幕听“倒二”，就是倒数第二场的演出。

在曲艺演出里，“倒二”这一场非常重要，水平得高。如果场子的气氛不热，他们要负责让场子热起来；如果之前就很热，他们要负责让热度保持下来。还要保着“底”，节目类型和“底”不能重样，包袱结构不能类似，否则观众就听“疲”了，会影响“底”的效果。另外要控制好时间，如果前面演的时间长了，他们就要少说，以保证“底”的时长，因为观众来剧场听，主要是听这场“底”。如果“底”就说几分钟，“伸不开腰儿”，自己达不到最佳状态，观众也听不过瘾；如果前面演的时间短了，他们就要多说，不能给“底”扔下一个小时。即使多说也要保证效果，不能太平淡，也不能太火爆——太火爆了，观众哈哈大笑四十分钟，后边的“底”如果要是比较“文”的节目该怎么办？“倒二”现场效果的形成要自然而然，不能“小鸡吃黄豆——强努儿”，更不能为了效果“胡折腾”、“洒狗血”。

我们赶上的那场“倒二”，怎么说呢？节奏、气息、语言、包袱都有问题，还不会控制时间，他们说他们的，观众看观众的。我一看，观众都低头摆弄手机了，估计还有玩游戏的。这种剧场气氛让“底”几乎没办法接着演，要重新“开场”，调动观众情绪，再很快“入活”，真的是很费劲。

有些读者不懂：“你们就说呗，说得好人家自然就乐了。”要知道相声是与人交流的艺术，剧场热不热，观众对你们这“一堂儿”演员认可不认可，和演出效果有很大关系。如果不分场合、场次，不考虑具体情况，直接演同一个节目，效果绝对不同。这就像足球比赛，如果先踢客场，输赢和进球数量会直接影响到踢主场时的排兵布阵和战术思路。绝不是“你们就踢呗，踢得好自然就赢了”这么简单。

我和王先生开玩笑：“这样的‘青年’不要吧？”因为王先生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青年曲艺队”的演员。“青年”是“民办公助”，整体水平比北京曲艺团要差些。

王先生说：“‘青年’？就这样的，‘业余’都不让上！”

（原标题：“专业”和“业余” 从李文华先生的一篇文章说起 ）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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