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袁新雨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舞台剧资料图

建安十三年（208），孔融为曹操所杀。之后四年，阮瑀病逝。此二人本就比其他五人年岁长些。阮瑀去世时，其他五人大抵在三十五岁左右。据《三国志·魏书》记载，王粲与徐干、陈琳、阮瑀、应瑒及刘桢交好，且这几人均是曹氏父子掾属，围绕在曹家周围。在爱好文学的曹丕看来，建安文人群体既是下属，也是文学上的好友、伙伴。所以，曹丕才会在几年之后，于写给吴质的信中大放悲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原来，建安七子中徐干、陈琳、应瑒及刘桢四人，皆在建安二十二年间的一场大型瘟疫中离世，如此变故让曹丕感到了再无知音的蚀骨疼痛，非言语所能表达。曹植在《说疫气》中描述了这场瘟疫：“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殆，或覆族而丧。”当时正在魏都邺城（今河北临漳、河南安阳一带）的徐、陈、应、刘四人不幸染病，不久便离世了。

叙述至此，建安七子中的六人皆已去世，王粲呢？建安二十一年冬天，魏王曹操整军备战，治兵而征孙权，十一月攻占谯县。第二年正月，曹军屯兵居巢（古时多有居巢地名，其究竟在何处，未有定论，一般认为在今安徽桐城南），以为前进基地。二月时，与孙权在濡须口（今安徽含山县一带）交战，逼得孙权退走。三月，战事稳定之后，曹操领军还邺，但留夏侯惇、曹仁、张辽等人屯军居巢。

在行军途中，王粲染病而死。《魏书》中是这样记载的：“（王粲）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时年四十一。”同时，《魏书》中的“司马朗”（司马懿的哥哥）部分还有一段关于这次军中疫情的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司马朗）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时年四十七。”

王粲和司马朗二人同样随军征讨至居巢，之后一人返回，一人留守。司马朗曾巡视军中疫情，以致染病。将二人经历结合来看，王粲应该是在军中染病，春天随曹操还师邺城的途中逝世。

这场瘟疫究竟因何而起？

曹植在其诗中做了简要的记述和分析：有人认为，这场瘟疫是鬼神所作，曹植并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在门上悬挂符咒避免生病的人很可笑。曹植通过观察发现，一般患病的多为“被褐茹藿”之人（缺衣少食之人），其居所也多是“荆室蓬户”；与此相对的则是“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这种锦衣玉食的富贵人家鲜少有感染瘟疫者。据此曹植分析，这场瘟疫实“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导致，故而那些吃得饱、穿得暖的富人便很少感染。

由此也可以分析出，当年的气候应是春天时，应该暖和起来的时节仍然寒冷，故而使得许多缺衣少食者患病又加冻饿，最终殒命。

如果结合曹操手下另外一位“中年夭折”的谋士郭嘉的经历来看，这场感染曹操军中又横行邺都的瘟疫或许另有来源。《三国志》中，裴松之结合古籍《傅子》进行注解，这样记载、评价了郭嘉为曹操做出的贡献：“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则不生还’。” 可见，在当时人看来，南方确实有北方人不习惯的气候与疾病。

由此看来，或许正是濡须口一战时，南方的疾病感染了曹操的南征大军，加之气候难适，使得疫病在军中横行。而回师众人中亦有感染者，将疫病带到了邺城，才有了曹植诗中所写的景象。

病逝的王粲最终获得了别样的纪念：根据《世说新语·伤逝》记载，在王粲下葬之时，曹丕对前来祭奠的人说，仲宣（王粲之字）生前爱听驴叫，诸位都学一学吧。众人皆鸣叫起来。

在送别王粲的队伍中，在一声声驴鸣声中，建安二十二年的春天格外凄凉。

来源： 北京晚报

编辑：tf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