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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总病论》首次提出“寒毒”概念,苏轼黄庭坚师徒为之作序留下墨宝

2020-03-12 15:25 北京晚报 TF008

《伤寒总病论》——首次提出“寒毒”概念;由两位书法大咖苏轼和黄庭坚师徒共同作序的第一部医学专著。

作者 丁 琏


当年,苏轼被贬湖北黄州,常吐槽伙食差。一次,好友陈季常送了一筐“覆盆子”,他十分感动,特地写了封信。苏轼很多传世尺牍中提到“季常先生”。作为终生密友,陈伴他度过了谪居黄州的岁月。陈是一介狂士,弃良田豪宅隐居山里,整天头戴状如方屋的高帽,人称“方山子”。苏轼为他写了《方山子传》。陈好宾客,喜蓄声妓,其妻凶妬。苏轼有诗戏云:“龙邱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东狮吼”源于此。

苏轼《覆盆子帖》,纸本,纵27.7厘米,横44.8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释文: 覆盆子甚烦采寄,感怍之至。令子一相访,值出未见,当令人呼见之也。季常先生一书,并信物一小角,请送达。轼白。

武威医简是继马王堆医书之后,又一次汉代医方的重要发现。1972年11月发现于甘肃武威县的东汉早期墓地。所选三枚,从右往左,第一枚主要记录了男子“七伤”的部分内容和治疗医方;中间一枚是治妇人膏药方,具体的药名和剂量,用猪肉脂肪调制膏药;第三枚记录当时药品价格,如起首“牛膝半斤,直(值)五十”,“黄芩一斤,直(值)七十”。

东汉武威医药简

疫病自古以来就是国家极其重视的大事,稍有规模的疫情必然被史官记录在册。曹植《说疫气》中描述这场灾难:“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当时站在文学高山顶峰的“建安七子”,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王粲五人死于这场疫病。之前,“七子”中的另外两位已先后故去。

据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中统计,两周时期,仅有一次疫病流行的记载;秦汉时期13次;三国两晋时期17次;南北朝时期17次;隋唐五代时期17次;两宋金元时期32次;明代64次;清朝74次;民国6次。这仅为正史的记载,局部性的疫情,多不见史载。

人类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与疫病流行斗争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疫病可追溯到上古时期。至于“疠”字可见于《尚书》、《山海经》和《左传》。此后,关于疫病流行的记载不断出现在史书上。殷墟甲骨文已有“虫”、“蛊”、“疟疾”、“疾年”等文字和许多疗疾卜辞。周代文献如《诗经》、《尚书》、《周易》以及稍晚一些的《周礼》、《礼记》等有了更多并较系统的对各种疾病的记载。

如《诗·小雅·节南山》:“天方荐瘥,丧乱弘多。民言无嘉,憯莫惩嗟”;郑玄的笺注是:“天气方今,又重以疫病,长幼相乱而死丧甚大多也。天下之民皆以灾害相吊,无一嘉庆之言,曾无以恩德止之者,嗟乎奈何。”这可能是最早的关于流行性传染病的记载。古人认为的疫、瘟,相当于现在的细菌病毒:“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疫者。感天地之疠气……”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从口鼻而入。只能说,可以靠经验来判断,但无法系统地去认知细菌病毒。

有病就有治。古代经书、史书、小说、地方志等文献中,记载了很多防与治的方法,其中“隔离”是古人很早就意识到的最佳防疫法。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两千多年前的秦国便有将麻风病人集中迁移的规定;在汉代,政府要求隔离,以防人传人。《汉书·卷十二·平帝纪第十二》:“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晋书·王彪之传》:“永和末,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晋代对传染病隔离要求更严;到了南北朝,“隔离防疫”已成为一种制度。

北宋 苏 轼   序《伤寒总病论》。《伤寒总病论》共六卷,成书于北宋咸平三年(1100)。作者庞安时(1042-1099)号称“北宋医王”,是北宋最著名伤寒学家,书中首次提出了“寒毒”概念。《伤寒总病论》是第一部由书法大家苏轼和黄庭坚两位大家共同作序的医学专著。

如果说到个人主动防疫治病养生,不能不提苏轼。乐天派苏轼一生颠沛流离,大多时间都在流放或流放的路上,66岁在常州亡于中暑。在写给米芾的信中甚至认为,“海外久无此热,殆不堪怀。”苏东坡曾提到:“一家长幼,多因中暑而卧病。”此时,儿子苏迈和苏迨已去了宜兴,只有苏过在他身边照料。为解暑,东坡吃了许多冷饮——外热内冷又加上夜里天热无法入睡,怎能承受?苏轼记录了他的症状:“某食则胀,不食则羸,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饱蚊子耳。不知今夕如何度?”苏轼染疾,米芾多次探视,送去麦门冬饮子。为此,苏轼写了《睡起闻米元章冒热到东园送麦门冬饮子》,诗曰:

“一枕清风值万钱,无人肯买北窗眠。

开心暖胃门冬饮,知是东坡手自煎。”

林语堂《苏东坡传》认为,苏轼的病很可能是“阿米巴性的痢疾”。但实际上,除了腹泻的症状之外,就是高烧和呼吸衰竭。要不是实在没有办法,苏轼不会一病如此。当年被贬黄州之时,有位名张鹗者,上门请苏轼教养生方面的内容,苏轼给他开了四味药:“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寝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并告知,此四味药可治妄念,可治贪馋,可减肥赘,可调胃肠。在今天看来,此四味药也适合于在家防疫时借鉴。另有巢谷自眉州前来投奔苏轼,一年后返川,临行前将秘藏药方“圣散子”传给他,并要求其“指江水为誓,约不传人”。次年春天,黄州疫病流行,苏轼顾不上此前与巢谷的誓约,毅然将此秘方传给名医庞安常,该药果然对于治疗瘟疫有奇效,“所活不可胜数”。庞安常后来著《伤寒总病论》,并将此方收入书中,由苏轼作序。

 

来源: 北京晚报

编辑:tf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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