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拍胸片的仪器上上下下消完毒，她扭身回到操作间，临关门时不忘给门把手喷了两下消毒水。疫情防控期间，医护人员都是一人一间屋，自觉“隔离”，没有手机，如果再没有病人，安静得能听到自己喘气。这时候，她们只能自己跟自己说话。

葛运玲所在的普放科和预约科室不同，自己无法预计病患什么时候来，一次来几个。有时候，急诊转来的、普通科室来的病患会一起来，忙得站不住脚；还有的时候，她们需要推着床边机去病房或急诊给行动不便的重症患者拍片子。但也有的时候，半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没有患者来。

“同事们都特别贴心，遇到特殊患者，临床大夫或者登记室的老师就会通过标注一个五角星或者打电话提前通知我们。”葛运玲说，“这些都是正常工作，我看大家都是这么干的。”

葛运玲是90后，唯有说起同事们她才难得打开话匣子。“医院发热门诊有一位朱老师，本来领导考虑可以定期安排一下转岗，但是他说都是岗位，他没问题。朱老师是技术组年纪最大的技术员，我很敬佩他。”“我们头儿叫侯颖，就在隔壁的图像处理室，她说我们科‘一老一小’多，所以要彼此照顾好，每天跟微信群里替我们‘操心’，身体情况如何？家里有没有困难？问得可细了。”……可说起自己，她憋了半天，摇摇头：“真没什么可说的，这就是我的岗位啊。”

一句“没什么”背后，藏着侯颖的愧疚。原来，今年葛运玲准备回山东老家过年。大年二十九一早，她坐在火车上，接到了侯颖的电话，询问能不能取消休假回来值班。“她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侯颖说，到现在我心里都不好受，去年春节她就没回老家，这次都坐上火车了，结果又没回成家，我心疼孩子。“后来我才听说，小葛挂上电话的时候列车门已经关了，她是到了衡水站下车，又坐上了返京的列车，第二天一早就来值班了。”

“大夫，片子是在这儿拍么？” 一位患者拄着拐被家人搀进来。

葛运玲站起来，打开拍摄室和操作室的门，一边嘱咐患者脱外套等，一边用消毒擦手液将一张纸巾沾湿，大步迈到设备前，“这是消毒液，把扶手擦干净了，您放心地握住这儿。”

清洁完机器，诊室又暂时安静下来。葛运玲说：“也矛盾，如果有患者来时间会过得快点，但是我也不希望有患者来，我希望大家都健康。”

来源：北京晚报

本报记者：刘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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