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毛泽东为何决定在北京一座寺庙里创办通讯社?
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中,福佑寺显得更加静谧庄重。百年前的一个寒夜,寺庙后配殿里,长案一张,青灯一盏,墙上映出一个年轻而挺拔的身影,只见他时而仰头思索,时而奋笔疾书,冷极了就搓搓手掌,呵上一口哈气,接着又埋头书写起来。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湖南公民代表团,冒着严寒赶赴北京,住进福佑寺。虽然条件艰苦,但为公开揭露军阀张敬尧的恶行,传播驱张消息,争取全国舆论支持,他决定立即在此创办平民通讯社,并任社长。
寺庙后配殿既是他们的办公处,也是他们的卧室,木板架起的通铺就是床,一张长条香案就是办公桌。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平民通讯社自1919年12月22日起,每日印发驱张新闻、稿件150余份,并向全国各大报社发稿。北京、上海和汉口多家报社发表社论或时评予以支持,形成强大舆论压力。
在这座古庙里,毛泽东不仅处理平民通讯社所有的文稿,还撰写许多磅礴有力的文件。他经过深入细致调查而写成的“《湘人力争矿厂抵押》呈总统府国务院及外财农商三部文”稿件,于1919年12月27日由平民通讯社印发,揭露了张敬尧的罪恶行径。文章言简意赅,极具战斗力,第二天北京《晨报》全文转载。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积极联络在京的湖南学生和知名人士汇入驱张洪流,开展一系列的驱张斗争。12月28日,代表团在烂缦胡同湖南会馆召开驱张大会,商讨驱张的办法。10位国会议员当场签名,并推举熊希龄、范静生、郭同伯3位议员呈见总统、总理,表达驱张决心。有力的舆论宣传,让更多人聚集在驱张旗帜下。
1920年1月28日上午,毛泽东带领请愿团全体成员冒着刺骨严寒,踏着积雪,到北洋政府总统府门前请愿。请愿队伍手执旗帜,拥向新华门。新华门前军警林立,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双方相持3个多小时,毛泽东等6位代表才被接见。代表们相继发言,痛斥张敬尧祸湘罪恶,声明非见靳云鹏总理不可。秘书摇了一通电话,四处“寻找”,可就是找不到靳云鹏。
两个小时后代表出来,报告情况,大家群情激愤,直奔棉花胡同靳宅。靳云鹏果然在家,因无法回避,便派副官于化龙接待。代表们将张敬尧祸湘罪状交予于化龙。于化龙进入内室,与靳云鹏商议片刻后回复说:“ 明日召开国务会议,将湖南问题提出讨论,这是靳总理负责任的话。”饥寒交迫的请愿者只好拖着疲惫的身躯,离开棉花胡同。
2 月5日,代表们如约来到靳宅,却见军警如蚁,刀枪晃动,大门紧闭,宅院无人。向国务院请愿的门就这样被堵塞了。代表团两个月内,7 次请愿,没有结果。见代表们情绪低落,毛泽东就激励大家决不能放弃,虽然未能撼动张敬尧,但已让他声名狼藉,只要再加一把力,一定能将他赶出湖南。
在毛泽东等湖南青年、各界人士的鼎力抗争和全国压力之下,军阀张敬尧于1920年6月11日仓促乘兵舰逃离长沙。
驱张运动过程中,毛泽东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各种驱张通电和新闻里,其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越来越引人注目,为其日后参加革命运动奠定了基础。
此次来京,毛泽东在湖南会馆、陶然亭慈悲庵都留下了足迹,与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建立密切的联系,并研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后来毛泽东回忆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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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通讯社旧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北长街20号福佑寺内。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湖南公民代表团抵达北京,暂居福佑寺。毛泽东在此创办平民通讯社,联络在京的湖南学生和知名人士到北洋政府总统府门前请愿,开展一系列驱张斗争。期间,与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人建立密切联系,并潜心阅读大量有关俄国情况和共产主义的书刊,深受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为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1984年5月,福佑寺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本文根据“北京党史”微信公众号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