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宝君

大理院首先是一个机构，它是清代末年成立的“最高审判机构”。首博复原的建筑，正是当时大理院新修建的衙署（主体建筑为法庭与看守所）。尽管这栋建筑存在的时间并不算长，从它修建完成到被拆除，总共不到五十年的时间。但是，它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非常重要。大理院大楼开工修建后不到一年，清朝便灭亡了。此后，这栋建筑最终得以修完。民国初年，大理院依然是北洋政府的最高审判机关所在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里仍然作为法院在使用。

新中国成立后，大理院大楼被略加改造，又成为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办公地，直至1958年才被拆除。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西方势力的不断冲击下，清政府不得不进行改革，实施一系列“新政”。

清政府在政治体制上作出了巨大尝试：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实行“丙午改制”，对中央官制作出大规模调整。 清廷当年颁布的一系列官制改革的上谕中，有一条对后世带来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刑部著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著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

随着这条上谕的颁布，诞生了当时的“最高审判机构”：大理院。这也被看做近代中国全新司法体系的建立。从名称上说，大理院是从大理寺延续而来。但是从实质来讲，大理院与大理寺有着极大区别。

在清代，大理寺是审查重大案件的“三法司”之一（另两个是刑部、都察院），“刑部受天下刑名，督查院纠察，大理寺驳正，而刑部之权特重。”到了清末，大理寺变得可有可无，在戊戌变法中，大理寺甚至还被裁撤，归入了刑部（不久后，又复设大理寺）。

在颁布这项谕旨后的第二天，清廷任命法部左侍郎沈家本（1840-1913，中国近代法学奠基人，其故居位于西城区金井胡同）为首任大理院正卿，并把大理寺卿正三品的秩品，改成正二品，还任命原来的太常寺卿刘若曾（在这次改革中太常寺归为礼部）为大理院少卿，正三品。这一系列措施表明，大理院远非大理寺的简单“改名”，而是实实在在的升级。

作为新成立的官署，寻找合适的办公场所成为头等大事。地位尴尬的旧大理寺署衙（刑部衙署的南侧，靠近西交民巷东口）显然不能再作为大理院的办公地。因此，颁布成立大理院的上谕公布一周后，大理院便会同法部尚书戴鸿慈，向皇帝启奏，“赏给衙署及公所”。

当时，因为工部也做了调整，被裁归为新成立的农工商部，大理院请求将工部衙署拨给大理院使用。在奏折尚未批复前，大理院暂借法部（“丙午改制”中将刑部改为法部）衙署办公。

有趣的是，因为当时是官制改革初期，很多官署的办公地点悬而未决，旧的工部衙署被好几个官署盯上，农工商部甚至还想将工部衙署改为内城工艺局。因为大理院在奏请时间上占得先机，工部衙署最终被大理院“先到先得”。第二年，大理院又奏请銮舆卫旧署拨归自己使用。

銮舆卫，即銮仪卫，清末避宣统皇帝名溥仪名讳，改称“銮舆卫”。銮仪就是皇家銮驾仪仗之意，銮仪卫是直接负责管理帝后车驾仪仗的机构。清初，它是由明代延留下来的机构锦衣卫和旗手卫（类似军乐队）合并而成。

由于工部衙署本身空间并不大，无法为大理院提供法庭等建筑，于是，沈家本提出了新建衙署的建议，其中占最“大宗”的是修建法庭和男女看守所。

宣统元年，经过估算后，大理院会同度支部（户部）奏拨银二十八万两（法庭二十万两，看守所八万两），修建新衙署。这在国库吃紧的清末，实非易事。因为清政府对于大理院的重视，大理院新办公场所的建设非常慎重。大理院“饬令曾经游学外国之司员周览地势，绘具图式”，并详细调查搜集东西各国大理院法庭规制和建筑式样的资料。

另外，大理院还在官署中专门设立了工程处，奏调民科推丞（大理院下属官职，分为刑科推丞与民科推丞，分别类似于刑事法庭庭长和民事法庭庭长）周绍昌统领该项工程。周绍昌“精明廉干，前曾督造法律学堂，于工程素有经验”，同时还遴派熟悉工程的司员一同负责。工程处对各方面事宜进行了周密详尽的研究，最终确定了建设规划。此后，大楼正式交由通和洋行设计，公易洋行建造，并于宣统三年（1911年）正月十九日举行了开工典礼。

整整七个月后的农历八月十九（阳历10月10日），武昌爆发革命起义，几个月后，清朝宣告灭亡。但是这栋建筑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最终建成了。

建成后的大理院大楼，地上三层，地下一层，建筑风格完全为西洋式。主入口在建筑中央，上有五层钟楼，两端转角处各有高五层的塔楼。这也是大楼的标志性建筑。建筑学家梁思成，这样评价它：“政府近代从事营建之始”。

这栋大楼分布着大理院的职能部门，地下室为候审处，一楼为办公室，比如法官办公室、律师办公室等。二层中央为大厅，后为大法庭。首席法官、检查总长、法官及其秘书用房等都在二楼。三楼主要为办公室、评议室。

大理院这个新式机构与它建造中的西式办公楼，与皇城脚下其他衙署有着明显区别，这对于当时处于风雨飘摇的清政府来说，显得意味深长。不过，没来得及看见它建成，清政府便走向末路。这座西洋建筑，在此后以另一种方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补白

司法部街两高大院

的孩提记忆

新中国成立初期，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办公地点，是清末大理院所在地（民国时期，大理院所在的刑部街改为司法部街，此名一直沿用至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楼的南边一半是最高人民法院，北边一半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两个机关的部分家属也住在院内。

我的父母是新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干部，我家就在这个建筑的大院里生活了五年。1958年秋，为修建人民大会堂，半月之内成千上万居民搬离这里。

大理院是一幢雄伟而精致的西洋式大楼。大楼坐西朝东，从南到北百十余米，东西宽近六十余米。楼中央镶着一块大钟表；大楼南北两端各有一座圆顶塔楼。北面塔楼离西长安街不到百米，是国庆、五一节机关干部观礼的绝好地方。

鸟瞰这栋大楼，呈标准“日”字形。楼内有两个开阔的天井，每个足容下两个篮球场。大楼中厅，有宽阔精致的红木楼梯环绕而上，环抱着又一个小天井，四周悬挂着铁网，以防止人员坠落。阳光穿过这三个天井洒向大楼的每个角落。

楼后两侧各建一座外裸的盘旋钢铁楼梯，楼梯既是人们上下楼的通道，还能在紧急情况下疏散人员。我记得，那几年的“国庆”和“五一”，天安门广场西边的礼花大多是从这个大院用迫击炮射向夜空的。在那炮声隆隆天空五彩缤纷的时刻，孩子谁也无心观赏礼花，一个个借着耀眼的光芒，在大院里要么像小鸡逐米似地捡滋花（即礼花弹落下的残留火药），要么上树找礼花里的“降落伞”。这时铁楼梯便成了争相攀登的“胜地”，大伙儿把捡来的滋花码在铁楼梯上燃放，五颜六色的光芒映照着孩子们无比兴奋的笑脸。

主楼的中厅门前有座巨型华盖。当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每天就从这里走下汽车，步入二楼中央大厅办公。那时，从一楼中厅有一条紫红地毯沿楼梯一直铺上二楼，在董老办公室门前形成一个红色小型“广场”。那时不懂规矩，如此庄严的地方，却成了我们摸爬滚打的游戏场所。

一楼中厅宽阔明亮，给我印象极深的是：每逢国庆节前，四大盆桂花树摆在中厅两侧。那金米粒般的桂花，送来缕缕幽香，像是在告诉大家，金秋已经来临。中厅门前，还有一个喷水池，四周种着鲜花。大院东南角是一排整齐的花屋，花匠是位健壮的小伙子。他那健硕的肌肉，令我们男孩子羡慕不已。花匠人健壮，花儿也侍弄得艳丽动人。国庆节前摆放的桂花树，便是他的得意之作。

内院中央是个巨大的养鱼池，中间有座假山。以鱼池为中心，向东南西北延伸出四条青砖铺成的小路，分别通向大楼地下室出口、小南楼、小西楼和大北楼。在鱼池边还围着四个同心圆的花池，相间于砖路之间。

院里的大人喜欢种树，宿舍楼前植满了海棠、丁香、桃树，还有桑树。一到暑假，我们就养起了蚕，每天到中灶食堂前采桑叶养蚕，还借此机会采摘桑葚，个个吃得“蓝嘴岔子”，像喝了墨水。大院里有一座长廊，它把办公大楼与大西楼宿舍连接起来，职工上下班免受日晒雨淋。这也是整个建筑群里，唯一一处有中国古典风格的建筑。大院东面和南面的沿街院墙，是用铁制的矛形栅栏构成，涂着绿色油漆，是典型的西欧式围墙。

很多年前的一个星期天，我所住的胡同口，与一位老师傅聊天，不知何故聊到了司法部街。当时那位年近七十的老人感慨地说：“可惜司法部街那个院子拆没了，那可是大衙门，当年真够气派的。”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