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霖

贾植芳，山西人，为求真知，少年时代即离开了家乡，浪迹天涯一辈子的他，至今仍顽强地说着一口山西味的普通话。他喜面食，也爱吃醋。第一次见到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不断的烟瘾和他的微笑！当他在这种微笑中，把自己一生所经历的种种磨难娓娓道来时，我愈加感到了这微笑的魅力，贾先生朴实，为文、说话都是如此。朴实自有朴实的力量，比如贾先生说：“生而为人，又是知书达礼的知识分子，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努力把‘人’这个字写得端正些……”

贾先生一生坐过四次牢，第一次是因为参加了“一二·九”运动，那是一九三六年的正月初一的夜晚，贾先生笑着对我说，这是他第一次坐汽车——警察局的小汽车，而且还有“保镖”！抓进去后，他被审讯了好几次。直到专登社会新闻的小报刊登了某日某处抓了某某学生，而又恰好被熟人看到，于是，家人用一千块银元和五十两鸦片，把已经关了三个月的他保释了出来。北平是不能住了，有钱的伯父干脆把他送到了日本。他在那儿上了大学，学的是社会学。并开始了认真的文学创作，因为一篇小说《人的悲哀》，而与胡风结缘。后者因此成为贾植芳先生一生的朋友，与胡风的友谊，也因此成为贾植芳先生后来走向炼狱的通行证。

抗战爆发后，贾植芳先生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蹈海回国，投笔从戎。一九四五年他路过徐州，意在策反有两万多人马的伪军，不想被日本特高科所抓，关了两个多月，险些丧命。一九四七年，在上海，他参加了反饥饿运动，又一次被关进了牢房。抓他的国民党特务说他是暴徒，“冥顽不化”的贾先生针锋相对地回答：暴徒万岁！

出了监狱以后，他在上海近郊找了一个地方，在窄小的阁楼上，贾先生趴在两个箱子上面，用两个月写了二十万字的一本《近代中国经济社会》，此时的他，立德立言的崇高感或恐有之，但“著书都为稻粱谋”的无奈，也是确实有的。这本书出版后，似乎颇受欢迎。贾植芳先生也因此得到了五两黄金的稿酬。

像所有的文化人一样，贾植芳先生是一个爱书如命的人。在他自购或朋友弟子送的新书上，他一律钤上了“贾府藏书”的印章。可是，在这个爱书人书橱环绕的书房里，触目可见的，却都是新书。贾先生告诉我，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实实在在地收过许多好书，但在后来的岁月中，人进了监狱，家被毁了，书们自然也就风流云散，不知所踪……等到真正获得了自由，他说他那时拥有的只有一本书——《毛主席语录》！

贾先生仍然是在微笑中向我述说这一切的，新春的阳光透过窗棂，我却依然感到了暮冬的寒意。

一九五二年，贾植芳先生从震旦到了复旦，成了当时中文系最年轻的教授。一辈子在动荡中生活的他，此时，几乎开始很仔细地在咀嚼和享受着和平安宁的日子。但好景不长，不久，贾先生便因是“胡风黑帮”的骨干分子而被重新“请”进了监狱。奇特的是，一九五五年被捕后，判刑却是在十一年后的一九六六年。而正式平反则是在漫长的一九八零年的冬天。对这一段痛苦而无奈的岁月，贾先生近年出版了一本《狱里狱外》，其中，贾先生用时而冷峻，时而幽默的文字，写下了一生中四次的牢狱生涯。这是一本让人沉思的书，是一本从炼狱中走出的老知识分子写给光明中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看的书……

宿舍区的院子里，早开的桃李依旧无言，夭夭灼灼地在苍松和绿色的草地之间，美得很是灿烂；不知名的小鸟，几声清凉的鸣叫，使得黄昏愈加的宁静；院子一隅，有几幢小楼，贾植芳先生告诉我，这里还曾住过另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苏步青；楼，是老楼，和住过它的主人一样，经历了数不清的风风雨雨，粉刷了的墙壁上，红色的标语依稀可见……楼道里，矮小的贾先生在昏暗中向我告别，可他说的话——“应该用尽吃奶的最后一点力气，把‘人’这个字最后一划，划到应该划的地方去”却伴随着我，骑着自行车汇入了滚滚的红尘人流。1997.6.10

“我是一个财主的儿子。” 贾植芳如是说。

对于自己家族的历史，贾植芳在回忆中着墨不多。除晚年在看电视剧《乔家大院》时，对自家的晚辈亲戚有过浮光掠影的表达外，落于纸面的表达，极少。出身延安鲁艺的胞兄贾芝和嫂子李星华（李大钊女儿），作为他人生的参照，经常出现在他笔下之外，家族中的其他成员，他甚少提及。

但有一人例外，就是他伯父。这位经商的伯父，几乎左右了贾植芳的前半生，也在他每一次落难之时，就会及时出现。这位伯父，也改变过贾芝的人生轨迹。

第一次，伯父想带侄子贾芝到太原上学，但以经济能力有限为由，并不想带上生性顽劣的另一个侄子贾植芳，经过求情，终得成行。那是一九二八年，他与贾芝一起考上了太原成成中学。一九三二年，贾氏兄弟初中毕业，贾植芳十七岁，其兄十九岁，在伯父的资助下，一起来到北平。贾芝顺利考上孔德学院高中部，贾植芳落榜。出于好奇，贾植芳考入从东北迁入关内的冯庸大学，因为“这是个军事式的大学，学生穿军服，发枪支，过军营式的学习生活”（贾植芳语）。 但被伯父知道后，坚决予以阻止，贾植芳只能重新选择，考入了美国教会办的崇实中学高中部。

因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贾植芳在大年三十夜被捕，“生平第一次坐上了小汽车”（贾植芳语）。最后是伯父上下打点，花了一千块的大洋和五十两鸦片烟才把他“保”出狱。因为怕贾植芳留在北平会继续闯祸，伯父决定送他去日本留学。贾植芳被崇实高中开除后，虽然换了好几所高中，但因为没有崇实的转学证明，所以也无法正式取得学籍并毕业。伯父为此还是花钱，买了一张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经济系的文凭。

临行前，伯父与贾植芳有过一席谈话：“你到日本住上五年，每年我给你一千元到一千五百元，你脑筋好，就学医科；脑筋不行，就学银行管理，将来回国以后我对你都好安排。千万不要再参加政治活动了。你在中国参加这类活动犯了案，虽然我不认识官，但我有钱，官认识钱，我还可以花钱把你保出来；你若是在日本闹政治，被日本警察抓去，我花钱也没有地方花。还有，你千万不能娶日本老婆，因为生下小孩是杂种，是进不了祖坟的……”

贾植芳在晚年回忆时不无幽默地评价说：“除了最后一条‘不要娶日本老婆’，露出了我们山西乡巴佬的味道以外，前面的几条叮嘱，都不失为个接受了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影响的精明商人的眼光。”

“卢沟桥事变”后，贾植芳与同学坐英国远洋轮船公司的船，悄悄从日本到了香港。伯父得知他擅自回国，非常生气，但也连忙通知他暂居香港，千万不要回内地。如需用钱，可去香港皇后饭店找孙桐萱师长的太太取，如不愿意与官太太打交道，也可去找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取钱。

伯父给贾植芳写信，大意说，你千万不要回国来，你一个人救不了国家，这战争也不是一下能结束，你要么留在香港念香港大学，把大学念完；要么到欧洲去，比利时或法国都行，读个三五年书再说。贾植芳说：“应该说，伯父对我的前程和生活道路考虑得相当周到，甚至连我的习惯、脾气、自尊心理都考虑进去了。”

一九四零年夏，李星华带着弟弟李光华和三岁的儿子森林，得到周作人的帮助离开北平，先由伯父派人将三人送到了老家汾城，再由贾植芳父亲派长工护送到贾植芳所在的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之后，由贾植芳将三人送至西安，辗转到达延安。

贾芝写过《关于周作人的一点史料——他与李大钊的一家》一文，具体讲述了得到周作人帮助的细节：“周作人先生把她（李星华）安排在伪北大的会计科当出纳员，得以维持他们的生活……去延安，事前与周作人先生说明她要到延安去。临行前，经周作人先生帮助，预支了两个月的薪金作路费，并办了出北平必须有的‘良民证’。他们是化装为商人家属，道经晋、陕敌伪统治区、阎锡山二战区国民党统治区辗转了四个月之久才到达延安的。” 贾芝没有提及北平至延安一行中伯父、父亲及贾植芳的作用，但“化装为商人家属”一句似可小作修改，因为，他们的身份，确实是以伯父家属的名义登记在证件上的。

伯父第三次为贾植芳安排人生道路是在一九四五年，当时，贾植芳流落西北数年，几经波折到济南，已经六十多岁的伯父对他说：“你这几年东闯西荡，净惹祸，还不如去当八路，像你哥那样。要不，你就留下，在我商行里当个副经理，学几年，以后我的产业也好留给你来经管。咱家世代经商，不能到你们这一代就断绝了。”

伯父之前还给贾植芳写信说过，他年纪大了，准备请个律师，把家产安排一下：“我有二十万现金，你哥和你是我侄儿，跟我儿子一样，你们三人每份五万，一共是十五万。多余的给四个姑娘们分。家乡的住房有七十多间，也归你们，姑娘们可以居住，但没有所有权。”他自己的儿子还在念中学，管理商务还太小，所以他说的那话是十分真诚的。

贾植芳这次还是没有按照伯父指引的方向走，但这位伯父始终是他在危难时的依靠。一九四八年九月左右，贾植芳走出了国民党的监狱。他可落脚的地方，只有伯父商行在上海的办事处。他住在办事处的房子里，伯父又给了他五亿法币的生活费。他在《狱里狱外》中写，地点是“爱多亚路（今延安路）”。今天的延安路，东起外滩，西止虹桥，是横跨上海总长达十四公里多的一条马路，分延安东路、延安中路、延安西路。因此，此处如果需要精确的说，当时的路名应该叫中正东路，即一九四九年后易名延安东路的那一段。爱多亚路是原公共租界填浜筑路时的路名，一九四三年日军占领“孤岛”后，更名大上海路。

贾植芳在叙述一九四八年出狱后的生活时，曾提及三种货币单位：其一，是伯父给予的五亿法币的生活费；其二，中兴出版社老板韦秋琛在贾先生出狱之初，请饭于天津饭馆，并赠予了十五块银元。为了感谢，贾植芳躲在法华镇民居的小阁楼上，为韦老板编了一本散文集。这就是一九四九年六月以文化工作社名义出版的《热力》，署名：杨力；其三，在蜗居法华镇时，贾植芳还写了一本《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在不得不离开上海避居青岛时，将稿子留给棠棣出版社，接受了两万元金圆券作为路费。

在法华镇蛰居时，正好碰到国民党保甲组织按户办国民身份证，贾植芳以“贾有福”的名字登记，职业是“丰记土产公司的职员”。“贾有福”是子虚乌有的，但“丰记土产公司”却是真实的，正是他伯父的公司。

在青岛时，贾植芳利用外侨遗弃的旧书，译出了三本译著，最后出版的只有恩格斯的《住宅问题》。其中一本奥勃伦的《尼采传》，大约有三十万字，大约在一九四九年四月译完。寄给上海《大公报》的刘北汜，刘发表了贾的序《旧时代的回忆和告别》，将书稿转给了韦秋琛。韦同意出版，并打了纸型，但最终被新政权否定。据说，当时的经办人对韦老板说：“现在什么时候了，你还印吹捧法西斯的书？”

贾植芳在青岛的日常用度，主要靠棠棣出版社预支的那两万元金圆券。但生活不济时，也会到伯父的办事处寻求帮助。上海、青岛相继解放后，贾植芳“欢天喜地地回到上海”（贾植芳语）。一九四九年六月，他与妻子任敏先从青岛坐马车西行四五天，到潍坊坐上了去济南的火车。见到了伯父，也等待着十多年未见、说是也要到济南的哥哥贾芝。在伯父家住了十多天，兄长迟迟未来，他却急急地告别伯父赶往上海去了。此时，已是当年的七月底了。

在济南时，正值散文集《热力》在上海出版，韦秋琛把样书寄到济南，伯父看见书的封面上署着“杨力”的名字，便问是怎么回事。贾植芳告诉他，这是笔名，胡风给取的，因为贾植芳母亲姓杨。之前，已用笔名“杨力”出版了《人生赋》一书。伯父听闻来历，大为光火，说：“我出了钱供你读书，就是要你为祖宗争光，你出了书是扬名的事，怎么不用自己的姓，倒去用外婆家的姓？他们杨家又没出钱让你读书！”直到另一本学术著作《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出版，署名“贾植芳”，伯父才高兴起来。

一九五零年初，贾植芳迁居苏州。当年秋，应邀在震旦大学教课。次年春，迁回上海。一九五二年八月，震旦大学取消，贾植芳被调到复旦大学。贾植芳说：“在那里，我度过了人生史上最耻辱也最难忘的后半生。”

贾植芳说：“在我一生的道路中，伯父每每在我受尽厄难时出现，像一个智慧老人似地点拨我的前程。但是顽冥不灵的我，往往只接受他对我物质上的援助，却推开他对我精神上的指导，在家训和良知之间，我总是服从后者的召唤。”

贾植芳的这位伯父，死于一九五三年的济南并归葬于兹。这时，他视如己出的两个侄子，一个在北京、另一个在上海都有了世面公认的出息。贾植芳后来的大跌猛宕他是无缘看到了。他自己有一个儿子和三个女儿，据贾植芳回忆，也有着另一种令人唏嘘的跌宕人生。在任敏的文字中，得知在一九六三年清明节前，伯父遗骸又迁葬于故乡。任敏时在山西省襄汾县古城公社侯村大队十一小队，贾植芳则被关押在上海市南市区南车站路一五二号的第一看守所。

贾植芳或是尊崇为先人名讳的传统，对伯父——这位在他前半生发挥了巨大作用的人，只称“伯父”，在多次表达了感恩和敬意之后，但终于没有讲出伯父的大名。但《三字经》云“扬名声，显父母”，把贾植芳兄弟一向视若己出的伯父，应该是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堂堂正正地出现在历史的某一页的，至少是出现在已经成为大文化人的两位侄子的文字中的。

从其他文字中获知，贾植芳伯父，大名：贾翠丰。另有字或号：钴斋。生年不详，殁于一九五三年。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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