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1939年1月30日生于重庆，祖籍浙江杭州。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学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三任主编（与吴福辉共同担当）。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代表作有《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周作人论》《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1948：天地玄黄》等。

代序：

钱理群：我很看重我的这一面

-------《钱理群的另一面》的出版酝酿了二十年（责任编辑：窦海军）

钱理群先生不是摄影行家，也从未进接受过摄影的任何训练，只是拎个不入流的相机，“很不专业”地拍了一大堆“不怎么艺术”的照片。那么为何要编辑出版他的摄影画册呢？这跟他是钱理群有很大的关系。接下来的问题是：难道一个思想文化名人随意拍的照片就值得出版吗？这是不是一种流俗的“名人效应”呢？

还有另外的视角。就是在某一社科领域思考深刻的人，他在其他社科领域的思考与行为会不会有独到的价值呢？也就是如果鲁迅画了很多画，他的画值不值得关注，值不是值得面世呢？最终的答案是，值得。因为这些画即使很不专业，但是起码是鲁迅的另一面的反映，起码是很有研究价值的史料。

编辑钱理群先生影册的想法，源于1995我与他的第一次偶遇。

当时几个年轻人刚刚出版了各自的杂文集，邀请钱先生、王富仁先生等开个小座谈会。座谈、吃饭都在饭馆的小包间，很不正规的样子。我的现场感觉是，两位老先生事先都做了较充分的准备，发言犀利、厚重、逻辑清晰。

闲聊中，钱先生说他拍过一张照片——人在荒漠中，就是一个小黑点儿。他想以此表现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我猜想，这很可能是一张形式平淡却很有意味的照片，与我看腻了的那些内涵空虚、形式花哨的照片完全不是一码事，并引发我对于一个资深思想者的照片心生好奇。我说有机会看看您的照片吧，他连忙微笑摇头说，他的那些照片只是自己拍着玩儿的，实在拿不出手给别人看。

与钱先生真正熟络起来是十多年后的事情，直到2017年，我才翻看了他装了小半个大衣柜的影集，并且被他的一组“怪脸照片”所深深地打动——这位严肃的学者原来还有如此调皮的一面！钱老说他的照片和他的文字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另一个世界，还说他更看重自己的这个世界，这是他从不视人的自己的另一部分。

对于这个有点出乎我意料的说法，我的理解是，已经唠叨了大半辈子的历史、社会、鲁迅……并已经出版了二千万字，他可能就此有些疲倦了；还可能是，他那绝望之中的希望的烛光，就要随着他生命的衰亡而衰弱而熄灭了，所以心生了隐隐的惆怅及复归生命本真的欲望。钱老常说自己是“五四之子”，但人更是“自然之子”。他不愿示人的这部分，很可能是更接近其生命本真的部分。人类需柏拉图、孔子，也需要郦道元、徐霞客，并最终交汇升华为老庄。我想在钱先生这里寻找的，正是老庄的当代因子，这也是他那支在绝望中发放希望之光的蜡烛下面的生命朴初的烛台。

至于钱先生的照片艺术上的“不专业”，这又是我的另一个兴趣点。我想看看，人类非艺术套路的表达，是否会更加的自然、朴实、真切，是否更容易得见艺术之真谛。

我以为，人类的审美意识与人类的起源同始，审美意识支配下的艺术表达是人的本能。而人类艺术发展到今天，其形式标新立异的变幻及内涵越发地偏狭或平庸，已经使艺术有了冷漠、晦涩、小圈子化的倾向，加之资本社会背景下的商品化的异化，使得所谓的严肃艺术越发地远离人间烟火，就此有的人甚至表达了“艺术的终结”之忧思。于是，我便想象，艺术是不是该向返朴归真的路数靠一靠了？于是，我便想知道在钱先生这里，一个“摄影艺术外行”是如何用摄影来朴素地表达思想情感的。

基于这样的思考，钱先生的这本摄影集子的“艺术质量”如何，就变得不很重要了。他的作品好，我们就多一回审美享受；不好，就当个艺术的失败案例罢了。然而我相信，不管它好与不好，不妨碍它会启发我们的一些思索。

钱先生多次说自己在写作之外是个缺乏爱好、毫无生活趣味、极其枯燥乏味的人。这让我想到了不走出柯尼斯堡小镇的康德，他可能比钱老还要乏味。可是，康德真的乏味吗？我对钱先生去过哪儿、拍了什么并不怎么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他于自己发表的那些文字之外还想了些什么。

交往中我观察到，钱理群与邵燕祥、朱厚泽、张思之、李洪林、戴煌、郑仲兵等这些老先生一样，也有着一颗赤子之心。聚会时钱先生的开怀大笑同样像个毫无城府的大男孩儿。

对于这类老人的“赤子之心”，我曾深受感动，后来就习以为常了。他们深怀赤子之心，原本是比较普遍、自然而然的。没有赤子般的单纯、质朴、真实、率性，他们又何尝能够成为如此卓越的老头儿？我很想知道的是，这“赤子之心”的下面是些什么东西，这“赤子之心”又升华出了些什么。于是，我在钱先生的照片中寻觅。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