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奈

如今我们看见东亚各地佛寺林立，各自发展出了适用于自己国家信众的规则和传统精神。然而，当初被视为异端的佛学，在释迦牟尼涅槃之后，并未传入中国，似乎只作为小众宗教在一定范围内缓慢的发展。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东亚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孙英刚认为，“佛教传播到中国的历史，肯定不是简单的线性发展史。很多复杂而重要的历史支脉，因为各种原因，在历史记忆的长河中被抹去了，留给我们的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信息，以及出于各种目的讲述的、整整齐齐的故事。”在佛教离开印度向世界传播时，“犍陀罗”作为一个长久埋藏在历史尘埃中的关键因素被人们提了出来，犍陀罗作为一种区域文化，对佛教传入世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孙英刚教授和学者何平先生共著的《图说犍陀罗文明》，通过实地考察和对大量现存素材的研究，为读者讲述了这个不为人知的文明古国。

犍陀罗文明所处的地理位置可谓是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在唐代高僧玄奘口述的《大唐西域记》中我们能看到这样的描述，“健驮逻国东西千余里，南北八百余里，东临信度河。国大都城号布路沙布逻，周四十余里。”位置相当于在今印度北部、巴基斯坦白沙瓦平原、阿富汗米巴扬一带。在犍陀罗故地，遍布着数量众多的人类文明遗迹，尤其是贵霜帝国在此地，蓬勃发展，创造了一系列影响后世，影响周边国家的独特文化。

东西方文化在犍陀罗交融，亚历山大大帝曾率领马其顿士兵一路东征，摧毁了波斯帝国，来到了犍陀罗。他把希腊的文化艺术传播到此地，因此诞生了许多希腊化的佛像，影响了后世佛像的造型设计。包括希腊的哲学、美学、神学，印度的佛教、印度教、地方习俗，西亚、中亚的各种习俗和理念在此处交汇贯通，形成了影响东亚的佛教思想体系。在一路东传之后，在中国融合了儒家、道家、阴阳、神鬼等思想后，成为东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犍陀罗作为一个这么重要的枢纽，承担了文化普及和融合的重任。佛教作为印度本土宗教，传到犍陀罗时，经过了中亚文明尤其是贵霜帝国的重塑，此后佛教以另一番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犍陀罗雕塑艺术中，可以看到不同文明所留下的痕迹。佛陀庄严、贤明、仁慈的形象，尤其是眉眼和鼻梁之间，颇有希腊雕塑的感觉。再比如眉间白毫，则很有可能来自于伊朗文化。圣洁之美和世俗化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犍陀罗艺术吸收了不同文化的符号象征，造就了犍陀罗佛教世界观。比如印度教的帝释天、梵天；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利特等神祇，或加入佛教故事中或成为东方的神灵。在实地考察中，犍陀罗佛传故事浮雕中，经常能看到一位肌肉发达、高鼻深目的力士在佛陀周围。这个半裸的人物形象带有浓烈的希腊风格，这便是希腊神话中宙斯之子大力士赫拉克勒斯。

在希腊罗马神话中，赫拉克勒斯是大力神，是保护人类安全的神，他杀死了很多威胁人类的怪物，在西方人眼中他是世俗世界中的保护神。这一代表形象经常被君主们所用，用来增加王权威严。因此在犍陀罗这个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地方，贵霜帝国的君主们把赫拉克勒斯加入到本国的文化中。工匠也将这一形象加入到佛陀故事之中，成为保护佛陀的大力金刚。而赫拉克勒斯手中的大棒，后变为金刚杵。金刚杵在印度教中本来是帝释天的武器，但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中，则成为佛陀的护法金刚必备的法器。这种源自希腊的文化元素，也随之在犍陀罗雕像中留下痕迹，并传入东亚。在中国麦积山的一尊武士雕像，就是头戴虎头盔手拿大棒的形象。这种包容、互融的特质，在佛教传入中国后，使得中国道家、民间信仰的神也陆陆续续添加进这个大系统中，最终成为中国独特的仙魔体系。在《西游记》等著名神怪小说中均有体现，而这一切的根源，要源自于犍陀罗文明赋予的开放性。

作为传播的主要方式，口述与佛教经典书籍的撰写，是非常重要的。释迦牟尼在公元前5世纪涅槃，佛陀的教义只存在于佛教徒的口耳相传之间，非常不规范，歧异也非常多。佛陀涅槃后的数百年间，因为理解的不同，佛教内部产生过多次分裂。而在贵霜帝国，则鼓励把佛教经典书面化，推动佛经的发展。这也使犍陀罗语成为早期佛教经典的书面语言。促进了犍陀罗语的发展，可以说佛教经文的最原始语言不是梵文而是犍陀罗语。诸如“菩萨”、“沙门”、“浮屠”等佛教术语，不是来自于梵语而是犍陀罗语。可以说中国的佛经最早就是从犍陀罗语翻译过来的。在丝绸之路繁荣之时，中国直接向贵霜帝国求经翻译，很多误以为是梵语的典籍，其实就是犍陀罗语著作。

基于这些基础，本书作者孙英刚教授认为，佛教并非是外来宗教，大家一直所说的佛教到中国之后不断地适应中国本土的情况，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应该说在犍陀罗佛教就已经完成了改造工作，最初进入中国时就已经变成了中国的一部分。曾繁荣数百年的犍陀罗文明，在贵霜帝国灭亡后，就开始走下坡。最终这个畅想建立人间佛国，渴望拯救众生的地方，成为一片灰土，历史被掩埋在泥尘之中。曾经的辉煌、曾经的繁荣，只能让后人通过尘埃之中的艺术品去推敲、挖掘。

《图说犍陀罗文明》 孙英刚 何平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