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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课本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邓飞说，通识教育课是香港推行教改的一个重点核心的内容，他本意是希望从一种填鸭式的应试教育里解放出来。然而，在教学实践中，它却变成了一种时事政治教育。

通识教育的课本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通识教育的考试。香港教育局是政府部门，它管学校和课程，而考试局是一个独立法人团体，他们来出考试题目、阅卷和改卷。它是以一个中立的超然的态度来设计题目，但最大的问题是它没有规定通识教育的课程大纲。考试局在实践上确保了香港的时事政治被列为必考题目。在过去8年的考题中，有5年都考了香港敏感的政治话题。虽然没有要求学生一定要回答建制派或者反对派的观点，但是它造成的后果就是强迫高中阶段16—18岁的学生都接受这种时事政治的教育，导致学生在政治方面早熟。

学生过早接触这些东西，他个人人生经历不足，难以去分析和回答这么复杂的政治时事。那么就导致在媒体上谁的观点最流行，学生自然就吸收谁的观点最多。香港媒体的生态，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反对派的话语权是比较大的，建制派甚至中间派都是偏弱的。邓飞说，反对总比建设容易，各种炫目的、花哨的、反对的口号比较吸引眼球，就造成无论是网络媒体还是主流的传统媒体，反对派都是声音特别大的，特别是各种古怪的口号。通识教育是时事导向的，而反对派的观点最炫目最吸引眼球，自然对于学生、老师来说，反对派的观点就被吸收了，就这么一个逻辑过程。

对“违法达义”等异端邪说缺乏有效驳斥

邓飞认为，孩子们现在在道德和法治方面已经没有一个正常人应该有的标准。他们受到“违法达义”等异端邪说的影响，认为我只要是追求我认为是正义的东西，即使违法也无所谓。邓飞认为，这就和不择手段没有任何区别。从2013年到今年，这种异端邪说其实已经在整个社会流传了很多年，也没有太多的人去有效驳斥，它反而可以通过所谓通识教育等这些正规的课程，进入课堂里面去宣讲。香港以前是所谓法治社会，大家对法治有一种自觉的信仰和尊重。但是，到今天这个观念相当普及。它不但造成学生法律意识开始松动，甚至造成成年人，比如家长或者是他们的老师，也没有那么坚定地去信仰法治。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投掷汽油弹，甚至于去动手打无辜的路人。

邓飞说，这当然也不是大面积的学生卷入其中，但从绝对数字上看是很惊人的。他说他观察到的是，越是专注于学习和校园生活的，它对这些越冷静，越不愿意随便参与。反而平常在校园生活或者学习中得不到满足感的学生，他们就特别喜欢卷入这些事情中去寻找另类的满足感，所以它不完全是一种政治现象，其实背后也是一种青春期叛逆行为，他有这种心理基础，只不过这种青春叛逆行为被政治化了。

一个中国国情400种表述，对中国历史厚古薄今

邓飞说，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在做国民教育或者说国情教育，都希望培养学生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当下的中国发展。但是最大的问题有两个方面：2012年的“反国教事件”使得国民教育这四个字被妖魔化，造成了学校不能够旗帜鲜明，也不敢理直气壮地去教；更致命的是第二个原因，国民教育没有一个独立的学科，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教学大纲。香港400多所学校可以自己决定要教什么东西，这就造成了一种国情，400种表述。

至于中国历史课，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历史很长，很多学校因为时间不够用，就造成了教学厚古薄今的现象。他把教学和考核的重点全都放在古代历史上，到近现代史、当代史，因为没有足够时间只能一笔带过。中国历史课多是对历史客观的描述，不会太细致，教师也尽量做到客观中立，不能把个人的观点和偏好灌输给学生。但是这也要看教师的职业操守，实际上他进入课室怎么讲，就只有他自己良心才知道。

邓飞说，香港的教育并没有让年轻人更加熟悉当下中国国情和中国的发展，反而造成了年轻人思想上或者情感上的真空。

延伸阅读：

人民锐评：香港教育的病该治

近日，有媒体在网络上贴出的一张图片显示，香港一所中学的教材将黄之锋列入“中华传统美德格言及名人系列”，还对其所作所为大加赞赏。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黄之锋是公认的“港独”分子，不久前还跑到西方国家乞求制裁自己的同胞。这样的人物与“中华传统美德”扯不上丝毫关系。难怪香港教评会主席何汉权说：“如果把黄之锋作为一个负面人物、反面教材，我反而可以接受。”

从这部荒谬的教材，可以一窥香港教育的严重问题。无论是通识教育教材，还是校园里一些教师，都把课堂当成了撒播政治观点的“土地”。比如通识教育教材刻意放大香港与内地矛盾，鼓动学生通过“非制度化途径”表达诉求；有的教师上课不讲知识、不谈规律，夹带私货、观点先行；教协甚至煽动学生不要上课，去搞政治……其结果就是香港教育“泛政治化”，学生逐渐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年轻人遇事容易情绪化、走极端，社会充满戾气、负能量。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近来，政治化的教育正在消解最基本的师道伦理，学生甚至可以辱骂、恐吓、禁锢自己的师长，不能不说是香港教育最大的失败与悲哀。

“泛政治化”有其根源，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香港教育如今缺乏好与坏、是与非的最起码标准。首先是通识教育无大纲，教材无标准。在此背景下，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充满偏见的内容比比皆是。教协出版的教材甚至请非法“占中”搞手戴耀廷当顾问，其对青少年思想的毒害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学校课堂上，特别是大学课堂，所谓“言论自由”为一些教师兜售无良政治观点大开方便之门。然而一个事实是，言论自由亦有其边界。即使在被一些人奉为圭臬的美国校园，分裂国家、种族歧视、宣扬法西斯等也是绝对的禁区。反观香港，“港独”“违法达义”等有害思想，假言论自由之名大行其道，实在是一种讽刺。教育的最基本目的，就是要为社会树立最基本的是非对错观念，香港教育界的一些人，显然不明白这个道理。

教育必须牢牢扎根本国的文明母体，才能枝繁叶茂。而一直以来，香港教育却在传承中国历史文化、正确认识当代中国发展方面存在不少缺失。比如，国民教育的推广在香港困难重重，中国历史从必修课变成了选修课，中国语文课几乎快变成“中国语言课”……一旦失去中华文化和历史的景深，脱离具体国情，年轻人对一切事物的理解和认知就容易流于表面，被一些简单的口号带偏，更不要提形成对国家的深入理解和身份认同了。同样是在美国，既高度重视国民教育，也要求学生阅读柏拉图、卢梭、尼采等思想家的经典文本，返回西方文化的历史源流。回归文明母体，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强化国民身份认同，才能让香港年轻人深刻认识到自己和香港从何而来、向何处去。

近日，曾经痛斥香港通识教育弊端的叶刘淑仪，当选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网友评价“看到了香港教育的希望”。说到底，教育的问题其实还是办教育的人的问题。让那些真正懂教育、真正关心爱护青少年、真正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来办教育，坚决抵制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教材、课堂为自己攫取政治利益，香港年轻人才有希望，香港社会才有未来。

来源：综合央视新闻 人民日报

编辑：tf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