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赵柏田 (小说家、金融史学者）

张家亲属在上海参加双亲葬礼后合影（1927年）。

几天前，肖瑞林兄来电，说张嘉璈的家属后代到了上海，问我见不见。肖兄还说，张女士此次回国，带来了日本政府颁发给张嘉璈的功一等瑞宝章文书。我不知道张女士是否知道中国银行准备在汉口路50号原大清银行旧址建博物馆的消息。得悉张女士下周可能前往内地旅行，我当即说：见！见面就安排在中银大厦四十八层我的办公室里，因张女士提出的一个愿望要帮她实现，她想登上大厦楼顶看看黄浦江景和市景。

起心动念写张嘉璈传是在三年前。彼时，我刚刚完成关于民国银行家群体的一项写作计划，发现这个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留下重要一笔的银行家，还没有一部完整的传记行世。世人更津津乐道的，可能是他的一个胞妹张幼仪（嘉玢），当时南京路上著名的云裳服装店的老板，当然，她还有一个为世人所知的身份是诗人徐志摩的原配夫人。“公权先生和他的兄长张君劢，近代中国一位重要的政治文化学者和新儒家的代表，反倒是声明不彰了”。舆图换稿，一个国家的主流精英近乎湮灭无闻，甚至在公众心目中还抵不过一段民国情爱故事，也真令人嗟叹。

张君劢、刘文岛夫人、张幼仪、刘文岛合影

有近五年时间，我一头扎进了民国财政、货币和金融史的海洋。刚开始，这片海城于我是陌生的，一段煎熬后，我终于像当年“星五聚餐会”的一个常客一般，辨清了张嘉璈、陈光甫、宋汉章、李铭等这些金融大佬的眉目神情，这一张渐渐浮现的关系图，给我打开了一扇从财政和金融层面观照中国近百年转型史的窗口。诸多银行家中，对张嘉璈，耗费心力最多。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作为一家国家银行的实际领导人，他完善了中国的银行体系（中国银行在1928年转为特许汇兑银行前，一直承担着中央银行的职能），更重要的是，他背后那个庞大的家族，一直对我很有吸引力。祖籍宝山、后来迁到嘉定的张家，近代以来出了那么多有意思的人，银行家、政治家之外，还有实业家（张嘉保）、诗人（张嘉铸）、学者，我相信张氏家族和上海宋氏家族、嘉兴沈氏家族一样，都会给审视近世中国带来一些新颖的视角和素材。

中行前辈、后来赴台的历史学家姚崧龄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三册打印本都已经被我翻得断线。国内能找来的有关公权先生的记述，也都基本上找来读了，是以，一直想着在正式开笔前再做两事：一是去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看看张档。当年斯坦福大学收留了这个辗转来美的自我放逐者，给他一个中国经济研究员的职位，让这个行动了一生的银行家度过了平静而充实的晚境，他的回报方式，是在去世后由遗孀周碧霞女士出面，向研究所捐献了所有的日记、函件和著作文稿。再就是与张氏的亲属后代见面，做一些口述实录方面的工作。但说来也怪，几乎没有线索可以找到公权先生和整个张氏家族国内后代的情况。是以，这项计划了多年的写作一直迁延不决，进项缓慢。

张庆衍女士一身休闲装束。她很健谈，这使得整个上午的会见我只需要保持一个倾听者的耐心，并适时引导一下话题方向。她带来的一等瑞宝章的证明文书，看落款时间“平成二十六年”，系补发。昭和四十五年（1970年），日本政府颁发给张嘉璈一等瑞宝章，是为表彰他在二战结束后基于人道主义立场在日侨撤离时所作的帮助。与黄郛等同时代人一样，张嘉璈对日本的态度也是很难三言两语道明，早年他毕业于日本最好的私立大学东京庆应大学，日本让他接受了最早的货币和财政学的启蒙，他一生尊崇的导师堀江归一博士，就是一位曾留学欧美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并在他任中国银行副总裁时帮助中国的银行界制订了新的则例。但自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作为政府的铁道部长（后改交通部），滇缅公路修筑的主持者，日本又是敌国。抗战胜利后，张嘉璈受政府指派主持东北的经济恢复工作，遣返日侨当是他那时的一项工作。

张嘉璈

张女士的丈夫张邦华是张嘉璈第七子张国魁的次子，她随丈夫叫张嘉璈“爷爷”。她说“爷爷”有九子二女，目前还在世的只有两个女儿了，九个儿子，皆已作古。两姐妹都在美国，大孃孃（即姑姑）英文名罗兹梅尔，住在洛杉矶，因出生时前面已有九个哥哥，养成了任性的大小姐脾气，现已九十岁，脾气还是一点没改。她有个女儿，与作家张爱玲同名，是哈佛毕业的一位法学博士，现也退休多年了。

张家自张嘉璈一代开始按嘉、国、邦、明排辈，意谓“国家美好，国土光明”，对于九子的情况，张女士称，前面四个，因年岁较大，所知不多，名字也不一定叫得全。后面五个倒是约略记得一些。

她的公公张国魁，九兄弟中行七，原先在上海造币厂任摄影工作，后来从机件维修工做到总工程师，娶妻林爱伦，福建人，生二子，邦德、邦华。上世纪80年代国门初开，上海人多去日本。邦华高中毕业后去日，是去投靠在东京的五伯伯张国立。张国立很早就去了日本，娶一女子，本姓谭，后随夫姓，叫张掌珠，很会持家，又会烹饪，开了一家中国餐馆“张夫人饭店”，在当地很是有名。他们有个女儿叫张邦梅。我问，是那个写《小脚与西服》记述张幼仪与徐志摩家变往事的那个张邦梅吗？张女士说：不是，张家有两个邦梅，你说的邦梅，是爷爷八弟张禹九（嘉铸）的孙女，毕业于哈佛大学东亚所，研究中国文学，与你倒是同行。

八子张国星，原在北平救济分署任会计，平津战役打响时，妻子分娩在即，留在了国内，解放后做了北京冷热汽管厂的一名会计，生有一子二女。张嘉璈上世纪六十年代抵美后，就与在上海和北京的七子八子辗转建立了联系。张国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家中的四合院散步时中风，后去世。

九子张国井，可能因为张国立的关系，长居日本，先在五哥嫂的“张夫人饭店”帮工，后来还在药厂、酒店工作。这个最小的儿子终生未娶，没有留下子嗣。第六子，居加拿大，不详其名，张女士见过其妻子，与张掌珠的勤俭持家相反，热衷于社交，整日和一群朋友开party。

张嘉璈一生从事银行业，经手的款项不知凡几，他却操守谨严，不蓄私产，这一点，朋友同侪都十分敬佩，晚年到了美国，过起了标准的文人学者的生活，惟以稿酬版税度日，连买房子的钱都是朋友接济的。他没有留下钱财给儿子们，再加战乱频频，散居各地的儿子们生存之艰难，可以想见。

1979年秋，张嘉璈以91岁高龄在美国去世。在美的几个弟妹嘉铸、嘉玢（幼仪）、嘉蕊为他送终。和十年前去世的二哥君劢一样，兄弟俩都希望自己的骨灰能归葬大陆的祖宗丘墓，但在当时也只能是一个奢望。写作《枪炮与货币》一书时，我尚不知张嘉璈的墓地落在哪里，现在方知，他最后落葬在旧金山湾区的“奥克兰”（Oakland）。这个城市名是英文“橡树之地”的音译，据说它的前身就是一座美丽的橡树林。张女士说，1999年她曾和家人一起去奥克兰祭扫爷爷墓地，那里靠山面海，可以吹拂到太平洋上的西风，这也是二十年前的旧事了。

张嘉璈手写日记封面（藏家徐子为题签）

时已中午，我邀请张女士移步中银大厦52层包厢。这里的银行家俱乐部有着上海最奢华也是最昂贵的餐厅，自然也是鸟瞰黄浦江和整个陆家嘴的最佳位置。征得大厦管理处的同意，我们还穿过53层登上了大厦楼顶，这里已是中银大厦这只巨大的水晶杯的桂冠位置，楼顶有一应急的直升机停机坪，从这个高度望出去，已与东方明珠塔上最上端的那个圆球齐平。

喝着花茶，服务员端上来些吃食，都是些上海寻常菜疏，比如这个季节时鲜的炒白虾等，却也勾起了在座几位舌尖上的记忆。红烧肉、馄饨、小笼包，还有那一道老底子上海人特别喜欢的“草头圈子”，苜蓿炖大肠，兴兴头头地说着这些，就好像重又回到了石库门里的上海，一个沉在时光的水纹下的上海。窗外迷蒙的阳光，此时落在了宽阔的江面上，落在了那些穿梭往来的巨大船体上。云影在无尽的水上漂着，话题还在继续，却已落到了张家的女人们身上。张嘉璈的九子二女，都是原配妻子所生，继室周碧霞没有生育。在张家后人的记忆里，那个女人好像在一直不停地怀孕。无休止的生育损害了她的健康，她抽上了鸦片，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就去世了。张嘉璈的继室周碧霞，上海人，据说长得很漂亮，跟张嘉璈的妹妹、做服装设计师的张嘉蕊（后随夫姓改名朱嘉蕊）是姐妹淘，张嘉璈丧妻后，就由妹妹作伐，把这个闺蜜介绍给了哥哥。张嘉璈离开香港去澳洲、再赴美，周碧霞都一路陪侍，也算是半路夫妻老来伴。

当年张嘉璈大妹张幼仪去德国与徐志摩夫妻团圆，却不想夫妻缘分已到尽头，无端受此折辱，留下这样一句话，后来广为传诵，“我是秋天的一把扇子，只用来驱赶吸血的蚊子。当蚊子咬伤月亮的时候，主人将扇子撕碎了。“从她后来担任大学教职、开办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等事来看，也不是那种走不出个人情感的小女子。扇子云云，虽是一时的幽怨语，倒也留下了才子薄情的一个证据。其实张家有个性、有故事的女性还有很多，比如那个在日本东京开“张夫人饭店”、活到一百多岁的张掌珠，再比如老八张嘉铸的夫人张肖梅，伦敦政经学院博士，是中行最早的智库经济研究室成员，胡适曾这般揄扬她，“肖梅是一位很有学问的女子，做的经济研究很有成绩，中国银行每年的报告书是她的手笔居多”。说起来她还是我的宁波同乡。只是今日会面时间短促，这些张家旧事，只能留待下次叙谈了。

2019年10月23日，黄浦江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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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美国的张嘉璈

在悉尼，张嘉璈终于找到了久觅未得的平静。他购入了一处小屋，首付几乎用尽了积蓄。自此他集中精力，专心写作，除了每月抽出几日去悉尼大学听讲或参加讨论，绝少应酬。

三年后，张嘉璈去了美国。为筹措路费，他卖掉了小屋，又托刘攻芸出售了年轻时在北京购进的两幅旧画，得了一千英镑救急。为节省路费，他与妻子是分途走的，妻子周碧霞坐船，他还要赴新加坡、泰国、越南、香港等地转一圈，收集相关经济资料后再飞去美国。新加坡金融界的朋友看他如此窘迫，赠送了赴美机票。是年底，张嘉璈与周碧霞在洛杉矶会合。

这一年他六十五岁。他先在洛亚拉大学商学院教授中国和东亚经济发展史，后又在南加州大学兼课，常常上午在洛亚拉大学上完课，下午又搭公交车匆匆赶往南加州大学授课，午餐在车上就着凉水吃一个三明治随便打发，这辛劳程度，都赶上了年轻时在日本求学时。

尽管一直忙忙碌碌，他自觉在工作与谋生方面，略具信心，“无论演说或写作，均勉可应付，不致如初到时之彷徨，惟恐不能在美立足”。他计划再入哈佛深造，“或继续撰著，藉卖文为活，不必专门任教”。他对已完稿的《中国通货膨胀经验》一书期望甚高，想着书正式出版后，再作计较。朋友杨联陞和何廉反对他去哈佛读博，说以他的工作成就和学问造诣，“恒为一般拥有博士学位者所不及”，没必要再去镀那层金，方才作罢。

住地离学校很远，搭乘公共汽车到校上课，中间须换车两次，有时衔接不上还要耽误上课。已是美国一家保险公司业务代表的贝祖诒从纽约来西海岸，见他这么大年纪还要像个年轻人一样到处赶车，大为惊讶，问他何不在学校附近租屋或者购屋。张嘉璈苦笑道，学校附近的住宅不肯租给有色人种，购房又手中拮据，奈何！最后还是贝祖诒联络陈光甫、李铭和中国银行十几位旧同事，以“凑会”的方式筹了一万余美元。

他收下了朋友们的这笔钱，叹息道：“惟以多年在金融界任职之人，不知治生，今日竟然赧颜向人呼助，殊感惭愧。”

大半辈子都在跟钱打交道，临老却床头金尽，在常人看来的大不堪之事，在他却是一生清白之明证。回头检视前半生，由财界而入政界，由银行家而部长，如一条充满悬念的通货膨胀曲线，跌宕起伏，大起大落，到后半生，他终于找到了属于学者的一份宁静。他乐于拥有这份宁静。即便再清苦，他仍以拥有这份大河奔涌入海时的宁静而觉得堪慰平生。

（摘自《枪炮与货币》第十五章）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