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最有发言权。今年11月份，市政协将围绕“完善预约诊疗，改善院前医疗急救服务，健全医疗卫生服务保障体系”召开议政性主席会议，就相关问题向市委市政府提出工作建议。日前，一场由市政协教文卫体委举办的市民恳谈会，就把市民请来和政协委员们面对面恳谈，共同为完善预约诊疗，改善院前医疗急救服务出谋划策、凝聚共识。

聚焦“老人挂号难”

场景：挂个号喊得周围人都知道密码

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颤巍巍地拿出社保卡递了过来，朱庆婕接过社保卡，在自助取号机上一通操作。该输入支付密码了，老人又抖着手拿出一张小纸条念了起来，可能是因为耳背，老人的声音特别大，周边有不少人扭头看了过来。“您这密码喊得全世界都知道啦！”朱庆婕冲着老人耳朵大声说了一句，赶紧接过纸条帮老人输入密码，完成支付。

这是参加恳谈会的市民代表、丰台区政府教育督导室督学朱庆婕亲身经历的事情。她时常要带家里老人去医院看病，热心肠的她没少帮老人们挂号，而类似的情景也在不少医院的自助挂号机前上演。“我觉得现在的网上挂号、现场自助取号很是方便，可是经常被老人叫住帮忙，也切实体会到他们的无助。”朱庆婕说。

老人挂号难，是不少市民代表普遍的反映。来自西城区南北长街社区的居民代表郗俊杰今年60岁出头，很少去医院看病的他前些日子去了趟医院，发现不会挂号啦，特别茫然。“还好，边上的人教着，咱的理解能力也还成，自助挂号确实方便，年轻人玩这个溜着呢，但是咱们就差点事儿。”郗俊杰说，看到很多老人在那溜达着找人给挂号，有的上岁数了教半天也不会，还挺着急。

建议：引入志愿者和人脸识别技术

在海淀区田村路街道玉阜园社区居委会工作的毕珅建议：“医院取号机处应设有老人服务专区，安排工作人员或是志愿者专人值守，标识要明显，让老人知道在哪里能够得到帮助。”

此外，他认为，志愿者服务可以让社区介入。“我们在社区基层工作，有时候就有大爷大妈找上门，求着工作人员帮他们挂号，建议养老驿站、社区志愿者服务团队增加这项内容。”

市政协委员、中国医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卫健委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副主任杨跃进也和市民分享起了他的“暗访”经历。杨跃进是第四调研小组的成员，小组的研究的方向是“完善预约诊疗服务”。“我们去天坛医院调研，那里有200多台挂号机，我就把自己当成患者，拿身份证去挂号。我按照屏幕上的指示，非常轻松就完成了挂号，挂号系统应该是用户友善型的，让使用者享受最大化的便利。”

杨跃进说，目前人脸识别等新技术已经有很好的商业应用，完全可以应用到挂号预约领域，老人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完成首次绑定，此后就可以在医院内享受“刷脸”服务，不用再重复输入各种信息，应该让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帮老人摆脱技术壁垒。

聚焦“院前急救难”

场景：急诊病人送不进常去的医院

“您最好别去，您前面已经有4家都没进去了！我劝您别去，因为没有床位……”一次，母亲血压飙升到200，赵红燕赶紧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在电话里说明老人行动不便，家里没人能抬老人。

来自海淀区的市民代表赵红燕回忆说，救护车来得很及时，也有两个负责搬运患者的随行人员，非常快捷方便，所有处置都非常好。可是送医院的时候却出现了问题，赵红燕要求把母亲送到老人一直就医的医院，救护车大夫却希望她另选一家医院，原因是没床位送不进去了。

“我母亲一直在这家医院就医，过往病历都在这家医院，一连系统病人情况都能调出来，能节省很多环节。”赵红燕一下子就蒙了，没办法，只能要求救护车还是将母亲拉到常去的医院碰碰运气。

“结果连大夫的面都没见着，门口一个保安就说没床位了，不让进。”在赵红燕的坚持下，保安给她叫来了医生，可医生也很无奈，说是没床位没法收治。

“我母亲是坐轮椅来的，你们可以在轮椅上给我母亲抢救！”一番交涉后，赵红燕把母亲送进医院的急诊室，还是临时“挂床”。这一次看病经历让赵红燕印象深刻。

建议：分级就诊和协同合作释放资源

急诊资源紧缺确实是一大问题。政协委员们表示，医院“急诊不急”问题普遍存在，尤其是在大医院，大量非急诊患者占用了急诊资源，急诊资源不能得到合理使用，致使大医院“看病难”变得更加严重，甚至可能因此延误危重病人的救治。

北京市今年5月起在20家设有急诊的市属医院启动了“急诊分级”就诊工作，就诊前先分级，改变以往“先来后到”的就诊顺序，按照病情的严重程度，分级候诊。但是来自医卫界的委员们认为，目前分级诊疗制度还难以匹配急诊分级，面对人才短缺、大医院虹吸效应严重等现实，执行起来困难重重。

参与恳谈会的委员们建议，在现有“急诊分级”情况下，加强协同合作，让急诊资源最大化利用。这种协同合作包括院内协同，即在急诊诊疗后，协调对应科室予以进一步治疗，也包括医联体内协同，即在急诊诊疗病人病情稳定后，转诊到医联体内二级医院进行康复和后续治疗。这样让急诊室最大限度地空出医护力量和床位，让急诊资源随时准备抢救生命。

聚焦“急救素养”

场景：身边的急救挽救老人性命

一位居民代表讲述了自己小区亲身经历的事。一天上午10点多，一位老太太晕倒了，有居民跑到居委会找人，居委会第一反应是赶紧通知社区医院。

“社区医院很近，比起120肯定快。”这位居民代表说：“社区医生两三分钟就赶到了，背着急诊箱，一到现场就确认是心梗，又是喂药又是按压，救护车还没到，老太太就给抢救过来了。”而社区里另外一位年轻人却没有等来幸运之神，早晨7点多突然晕倒，也是心梗，社区医院大夫没有上班，现场也没人会急救，等救护车来了，小伙子已经去世了。

“我们也和社区大夫探讨过这个事，就几分钟的黄金抢救期，小伙子没有得到有效救治。其实我们社区也进行过急救培训，有些居民学习过相关的急救知识，但是在关键时刻没人能站出来。”

这位居民代表说起社区大夫给他讲的一件事情：一位大夫到外地旅游，救助突然晕倒昏迷的心脏病人，没救过来，结果愣是让人给告了，说是没有异地行医资格。救人时千钧一发，可是谁会救？谁敢救？这些都是摆在人们面前的现实问题，不得不考虑。

建议：急救培训知识急需进课堂

杨跃进委员表示，我国急救知识的普及非常欠缺，急救知识、技能的培训急需进课堂，应该从小学就开始学起。

急救知识培训进课堂，可以融入到心理课、生理课、体育课等课程中。“我们不是要求小学生去救人，而是让小学生知道急救知识！”杨跃进说，小学学习相关健康、急救知识，中学、大学以急救技能的培训为主，并可以颁发相应的急救资格证。这样，随着义务教育开展，国民的急救技能普及将慢慢成为现实。

市民代表常卫东非常同意急救知识进校园的做法：“我母亲突然晕倒，孙女恰好接触过相关知识，觉得像是脑溢血，立即让奶奶别动，叫来救护车。因为处理得当，母亲愈后效果特别好。如果当时胡乱挪动老人，重则危及生命，轻则很大可能瘫痪。”

针对如何保障人们遇到突发情况敢于出手的问题，记者采访了参与这一调研课题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卫生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孙东东。他说，目前针对突发情况下的急救我国法律中还没有免责条款，因此导致很多人不敢出手。许多业界人士呼吁出台相关法律。但是法律的制定毕竟需要长周期，可以就此进行专门调研，并写一份有说服力的提案，通过北京市的全国政协委员提交给全国政协全会，请最高人民法院办理，出台一个相关的司法解释，为急救“保驾护航”。

委员声音

把就医难题反映给决策部门

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孙学才介绍，针对“完善预约诊疗，改善院前医疗急救服务，健全医疗卫生服务保障体系”议题，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在4月初就组建专题调研组，先后听取了卫健委情况通报，考察了阜外医院、北大人民医院，考察了北京120急救中心和南区分中心、999急救中心，委托首都医科大学专家团队开展深入访谈、跟车随访、问卷调查等多项工作。

此次邀请市民前来参与恳谈，市民代表中既有普通社区居民，也有退休职工。他们都做了充分准备，到社区调研，与老年人、患者、家人、同事充分征求意见，搜集基层的声音，是对市政协工作非常大的支持与帮助。

现在北京的医疗资源很丰富，但是老百姓的需求怎么能更加得到满足,是今年研究的重点方向。健全医疗卫生服务保障体系，实际上就是把老百姓就医中的困难，通过政协调研，通过政协委员的发声，促进政府相关政策不断去完善，使这些问题得到解决。

如何方便老人看病，确实是个很大的现实问题，需要切实解决。参与恳谈的市民提到的方方面面问题，都是基层声音。调研组将把这些呼声进行整理，结合委员调研，进行丰富、深化，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通过市政协把声音反映到相关决策部门，助力北京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

来源：北京晚报  孙颖 文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