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朦胧诗注定是种叛逆的诗学,从“不懂”开始读起就对了

2019-10-12 16:14 北京晚报 TF008

作为当代诗歌的批评用语,“朦胧”最早现身于孙绍正先生笔下,用以概括舒婷的创作风格。不久,谢冕先生在《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中也沿用了“朦胧”一词,如果说,此时的“朦胧”尚是对象征派诗歌美学的继承,但随后,作为一个更为流行的称谓,“朦胧体”的叫法无疑带有歧视和轻蔑的意味。

作者 ▌张世维


在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诗刊》1980年)一文中,他将那些“十分晦涩、怪癖,叫人读了几遍也得不到一个明确的印象,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一解”的诗称为“朦胧体”。滑稽的是,章文一发表,卞之琳先生随即指出,章明用以批评“朦胧体”的诗歌范本《秋》是“九叶派”诗人杜运燮的诗,并不属于朦胧诗的范畴。由此可见,“朦胧诗”从一开始就充斥着误读和谬见,就词汇的意义而言,“朦胧”本身与它意图进攻的靶心一样含混不明。

对于朦胧诗,“读不懂”是否定者的基本论调。谢冕先生认为,“这证明了我们面临的本世纪末诗的重新崛起与本世纪初诗的女神们的创造之间横亘着多么大的‘裂谷’”(谢冕《断裂与倾斜:蜕变期的投影——论新诗潮》)。

必须承认,诗歌的发展总是与政治环境密不可分,朦胧诗亦是如此。在近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经历了较长的战争时期,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几乎被浓缩为一个中心——是否为政治服务,这倒是与聂鲁达的诗观基本一致,即诗歌是政治的工具。显然, “鼓点诗”、“口号诗”并非是诗人出于艺术理想的追求,更多是基于政治、社会、军事等非艺术目的的思忖。在政治抒情诗为主流的写作环境下,表达自我的朦胧诗写作必然是一场勇敢的历险。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朦胧诗的潜流已然涌起,在狭窄、封闭的艺术空间里,年轻的诗心亟待一场变革。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几乎同时(1978年12月23日),飘着小雪的北京城郊,一间不足六平方米的农舍里,几个眼眸中闪耀光芒的年轻人相聚一堂,一个名叫《今天》的民间刊物由此诞生。因《今天》而聚集的一大批年轻诗人:北岛、芒克、顾城、舒婷、江河、杨炼、严力、方含等,大多成为“朦胧诗”创作的主要力量。这群年轻的朦胧诗人与前辈们的“大我”创作迥然不同,顾城发表于1979年的文章《请听听我们的声音》,可谓是朦胧诗的“宣言书”:

现在有一种简洁又谦虚的理论似乎很有力量,叫做“不懂”……怎么办呢?还是先找到失去了的“自我”吧!

顾城的诗作的确展现出卓尔不凡的“小我”目光,短短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一代人》),不知激励了多少青年,在他们那里,阅读、书写朦胧诗是一场勇敢、刺激、惊奇的冒险。自此,刚刚回暖的时代下诗意萌动,充盈着“自我”意识的诗行仿佛千万缕碧绿的枝条,只待一阵春风拂过,矗立在广场中央的电线杆便可长成参天大树。

朦胧诗是一个时代的先驱,但并不意味着文本的成熟与独立,经历“文革”的诗人们一旦开始追求纯粹的艺术,妄图寻找人的意义而非人民的价值(1947年袁可嘉发表《“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朦胧诗就注定是一种叛逆的诗学。 就诗人们的精神结构而言,仍旧与十七年意识形态藕断丝连;就诗人们的创作方向而言,走向心灵无疑是最为省力的选择;就朦胧诗的创作技术而言,则更像是独抒性灵的死灰复燃。毕竟,他们大多不具备蹒跚学步的机会,铁屋子一打开,他们就得奔跑起来。正如顾工所言,“顾城是在文化的沙漠,文艺的洪荒中生长起来的。他过去没看过,今天也极少看过什么象征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荒诞派……的作品、章句。他不是在模仿,不是在寻找昨天或外国的新月,而是真正在走自己的路”(顾工《两代人——从诗的“不懂”谈起》)。朦胧诗的探索之路无疑是艰难的,朦胧诗的五大诗人中,“舒婷、江河很快停笔,北岛、杨炼的写作也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呈现僵化的趋势,顾城虽然以个人特殊的语言才能在诗艺和诗意的表现上时有突破,但其杀妻自杀的结局也暴露了其人格、心理上的重大缺陷。”(西渡《新诗为什么没有产生大诗人?》)也许,学养的不足,叛逆精神难以久持,加之外在的压力,诸多因素共同导致朦胧诗过早地成为了词语的幽灵。

朦胧诗带来的冲击,远远超出文本本身的力量,同时身具启蒙性与现代性的朦胧诗,其影响早已超出了诗歌的边界,先锋小说家格非甚至认为朦胧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先锋小说的两大起源之一。在笔者看来,朦胧诗如同一个水下的气球,在潜流中不断充气,却被厚厚的冰层阻拦,待冰层融化,它必然会以更强的力量扶摇而上。值得注意的是,朦胧诗,这个上世纪八十年代挣扎出水的气球绝不是凭空而来,事实上,“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现代性的写作就一直在”潜流“状态中孕育发展。”(张清华《“朦胧诗”·“新诗潮”》)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食指、“贵州诗人群”、七十年代的“白洋淀诗群”共同组成了朦胧诗写作的必要前提。北岛承认,他之所以写诗,“就是因为读了郭路生(食指)的诗”,江河、北岛更是“广义的白洋淀诗群的成员”(陈默《坚冰下的溪流——谈“白洋淀诗群”》)。可以说,朦胧诗获得了许多原属前人的赞誉,这是它的机遇,也是它的不幸。

如今来看,朦胧诗远远谈不上艰深晦涩,自称“读不懂”的艾青,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创作的诗歌要比朦胧诗难懂得多,艾青的学识、才智也都不在朦胧诗人之下,“读懂”绝非什么难事。朦胧诗的公开发表引来一众老诗人的否定,其原因并不仅在诗法的艺术层面,更在于诗歌话语权力的对抗。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不懂”的主要原因在于朦胧诗的内在逻辑与意象焕然一新,“冰川”、“灯塔”、“烟头”等意象大量出现,鸟的翅膀“被时间砍断”,“心窝上的黄土”变成“腐烂的黑土”,江边高垒的巨石变成“巨人的头颅”。诗歌的喻和隐出现了,诗歌阅读不再是人人可以为之的文学行为,诗与非诗,信仰与怀疑,艺术与非艺术……巨大的碰撞轰然作响,直至今日仍有回音。

如今,朦胧诗早已完成艺术变革的使命,在它之后,第三代诗、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第三条道路写作等众多流派百家争鸣,诗歌的一元论再不复存。其实,对于新诗而言,读者大可不必纠结于“懂”与“不懂”,既然我们可以耐下心来,对着注释赞叹古诗的伟大,为何不能给新诗一些阅读的包容和深思呢?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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