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九月初九日之所以得到重视，是因为古代民间把正月正、二月二、三月三、五月五、六月六、七月七、九月九这七个月份与日期数字相同的“重日”视为“天地交感”、“天人相通”的吉祥之日。而夏商周三朝的《易》书也都把“九”定为阳数的极致，这就使九月初九日不仅数字两“九”相重、更是两个最大阳数的相重。九九归一，展现了终结后的肇始，世间的万象更新。又，“九九”与“久久”同音，有天长地久、生命绵延之寓，故重阳与除夕、清明、中元并为中国传统四大祭祖日。

我国最早的科技著作《夏小正》说“九月内火”，即九月份星空中的“大火”（即今“心宿二”）星隐去了，而在“大火”出现于星空的这半年期间，既为农事繁忙之日、又为丰收连连之时，故在“大火”离去之际古人便举行祭仪，辞谢“大火”赐予的丰饶。这个祭仪与每年三月上巳于水边恭迎“大火”前来的礼仪相对。有迎有送。正如《西京杂记》所载：“三月上巳，九月重阳，使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三月三为踏青春浴除不祥，九月九为辞青登高避祸，都寓含着自然崇拜、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

古籍《续齐谐记》里记载了一个道教故事：说在东汉年间，桓景拜师学道，其师父命他九月初九日回家，并令其“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桓景遵师父吩咐做后，当晚回家一看，家养的鸡犬牛羊竟然全部死光。此事传开，民间便有了九月初九日登高避难的风习。其实，这种登高避难或登山祈福系源于古人的山岳崇拜观念，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流行民间，东汉时期道教故事强调人们要在九月初九日登山不仅符合了这一观念，还加进了于节令气候变化时注意保健防病的因素。古人认为九月初九日是“清气上扬浊气下沉”、气候发生剧烈变化之始，需“重阳登高尽享清气”，以避除风邪、增进健康，故使重阳登山之风更盛。

道教故事中所说的茱萸，是一种常绿带香小乔木的果实，具明目、醒脑、祛火、驱虫、去湿、逐风邪、消积食、疗寒热的药效。妇女儿童在气候剧烈变化的九月初九日将茱萸装入小囊佩戴于臂，不失为一种随时防风邪、保体健的好方法。道教故事中所说饮菊花酒，即饮用菊花药酒。菊花花瓣、花干絮均可入药，有医治感冒、目赤、眩晕、痈毒等功效。故饮菊花酒既可祛病，又益保健，是除灾增福的“吉祥酒”。

九月初九日的重阳节，既承载了上述人文内涵，亦不乏丰富的民俗活动。如我国南方夏日多绵绵阴雨，重阳节期正值由夏至秋的季节更换时，雨止而天晴，农户便利用房前屋后的小块空地和窗台房顶的有限空间，摊开或挂起晾晒各色各样的农作物，这一农俗被称作“晒秋”，是为我国南方重阳节期独特的景致，成了吸引都市人群争相前往观赏的对象。另如南方群众抓紧晴空万里时机在空场上放飞纸鸢（风筝），一时空中各色纸鸢随风舞动、竞相高低，很能吸引重阳佳节登高辞青人们的目光。此外，大江南北处处园种、盆栽凌霜怒放的菊花更呈五彩缤纷、傲艳无比状，人们于欣赏菊花时颂扬菊花独特品性和借褒菊花喻老者长寿，更是重阳节文化内涵的体现。

重阳节前，家家户户都要做重阳糕（又称花糕、菊糕、五色糕）。传统观念深厚的家庭一般将糕做成九层宝塔形状，顶上往往还要摆放两只面制小羊，以合九重阳（羊）之义；糕必须做得松软，以便老年人咬嚼。九月初九日天明时分，家中老者即起床取重阳糕片搭放子女头顶处并口念祝词，希冀子女百事皆高（糕），然后率全家进入祠堂祭祖。于全家、全族庄重肃穆的礼仪中，将文化认同感、家族凝聚力与感恩敬老风气，如滴灌般渗入参与者的心田。祭祖礼毕，人们纷纷登高赏秋，并遵古籍《荆楚岁时记》所载之“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饮宴”方式，邀约亲朋好友齐聚一处，仿古人高会大开求寿筵宴，尽醉尽欢乃止。

来源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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