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谦

轟炸毁前的鲁本斯画室

柏林，在我大脑的知识仓中一直是一个色彩特别的城市分类。二战后东、西柏林戏剧般的历史，从小就经由大人口中，以及媒体的讨论成为记忆中的传奇；在我二十岁出头时柏林墙的倒塌，又一次成为世纪话题，这也让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年轻人将此作为打破僵局、宣泄压抑的励志象征，基于此创作的音乐、美术、电影一直不绝。当时，大部分年轻人还不了解柏林墙倒塌背后的复杂意义，只想借由发泄愤怒和痛快感交织的青春，聚焦于这些表象带来的感受。然而，每个人的青春都会过去，没承想我在中年后才第一次到达柏林，这场倾盆大雨似乎也有着某些暗示——除却我根深蒂固所知的世界，那些不被描写和传播的另一面，只能在身临其境中才能体会。

柏林与我去过的历史悠久的西方大城市，如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圣彼得堡等，给我的粗略印象都是相近的，因为历史悠久，经历过繁华与衰退，所以有太多痕迹可供展示。这些城市也都乐于去展现历史，特别是与历史有关的文化收藏；每个城市里都有大大小小许多博物馆，博物馆似乎成为这些城市一种很重要的展现自己的方式。柏林的博物馆似乎没有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巴黎卢浮宫博物馆、伦敦大英博物馆、圣彼得堡冬宫那样知名，艺术储藏量不及上述那些博物馆应是原因之一。记得出发前看过一篇柏林画廊的评论，其中说道：“此处有世界最知名艺术家较不重要的作品。”当我去柏林博物馆岛上的博物馆游走后，虽然不会反驳这样片面的说法，但却产生了其他城市从没给过我的感受——因缘际会，让我往这个角度去感应此行。

容我从头说起。

半年前，我收藏了一件西洋古典作品——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的《抹大拉的忏悔》（The Penitent Magdalene），其来源可称传奇，它来自柏林一位犹太血统的报社出版人鲁道夫·莫斯（Rudolf Mosse）的私人博物馆收藏。在拍卖图录上，对这件作品有一个提醒附注，表明这件作品列入二战时被纳粹希特勒抢夺财产的归还计划。二战初期，莫斯（Mosse）家族的继承人费利西亚·拉赫曼-莫斯（Felicia Lachmann-Mosse）逃到美国，所有家族资产被强制侵占并且公开拍卖，二战后期，博物馆又遭联军炸毁命运多舛，近来才有部分艺术品从私人或美术馆追回。因为莫斯家族一直举办慈善活动，陆续有归还的艺术品交给拍卖公司处理，包括这件从道塞多夫美术馆追回的《抹大拉的忏悔》。慎重起见，我向拍卖公司要了许多资料，自己也在网上做功课，遂有了另一重要发现——与这件作品相对应的另一件更大的彼得·保罗·鲁本斯所绘的《抹大拉的忏悔》藏在柏林腓特烈国王博物馆中（Kaiser-Friedrich Museum），也就是我拜访的柏林博物馆岛上博得博物馆（Bode Museum）的前身，腓特烈国王博物馆曾在1945年二战结束前一刻遭遇火灾，这件更大的《抹大拉的忏悔》不幸焚毁，现在只能从昔日博物馆的一些黑白照片中看到展出此作时的景象。

因收藏做了延伸阅读，当我来到柏林的博物馆岛时，我所处的位置正是二战最后一刻被联军攻击的博物馆。欣赏着经历战火洗礼的艺术品，我已经不是过往去博物馆时的心情了，特别是当我在博物馆的书店里买到一本2015年“消失的博物馆”主题展览的对应书，展览内容都是在二战那场大火中已经损毁或失去的作品，在七十年后的整理重现——雕塑部分依据档案资料利用新科技手段进行原比例重塑或修护，消失的画作则以黑白印刷原尺寸输出。书中除了有大量对比修复前后雕塑的照片外，也刊载原作当年在博物馆里展示的历史照片，我研究过的《抹大拉的忏悔》也在其中，它被安放在名为“鲁本斯”的展览空间里，整间屋子里有八件大型鲁本斯画作，全都毁于这场战火（如图）。这促使我思考人们在收藏过程中较少想到的事：收藏是一项考验，在许多美术馆与私人收藏的故事里，天灾人祸都有可能损及艺术，直至今日我才深深地感受到。

几天后，我去了一趟德勒斯登（Dresden），对这座漂亮古城的最强烈印象，集中在“意志力”上——二战后，面对历史建筑被轰炸殆尽的古城，当地居民花费十多年时间，把毁坏的建筑恢复原貌。在恢复的建筑上可以清晰地发现，如果使用了残骸中未损坏的建筑原件，全都保留着大火中被熏黑的痕迹；他们不回避痛处，进而重整自己。

在柏林的行程中，我除了欣赏博物馆的展品，进行与展品有关的延伸阅读外，又多了对战后余生的艺术品的珍惜，它能够留在眼前是多么不容易。战争永远是对双方有害的一种选择，艺术品里也在不停反映关于人类在对抗中所生的种种恐惧与悲伤的描述。而在导致战争的原因中，最可怕的是贪婪与报复，这些呈现在眼前的艺术品似乎像一个暗示，在战争之前就已经把答案揭示出来了。

从柏林返回北京时，正好赶上超强台风“利奇马”登陆，北京阴沉沉的天气有着大雨将来之势，而我的脑海里反复映现柏林所见，和《抹大拉的忏悔》中，那仰望天空的含泪的眼。

（原标题：柏林的另一面）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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