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永华回忆邓小平访日:乘新干线列车时曾称“我们很需要跑”
“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我作为中国政府派出的首批留学生之一,1973年赴日本学习,1977年开始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工作,2010年起担任中国驻日本大使,直到今年5月离任。可以说,我的职业生涯起点跟中日邦交正常化同步。”回忆起在日本种种经历,程永华最为难忘的是,曾作为邓小平访日的联络员,亲身参与了那一场重大历史事件。
邓小平雕像 新华社资料图
极其罕见
1973年,程永华作为新中国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来到日本,学习语言、文化和经济。
学成毕业之时,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将程永华留了下来。一年之后,程永华遇到了那个时期最重大的事件——时任国家副总理邓小平访日,他参与了邓小平访日期间的有关接待工作。
“作为联络员,小平同志在东京的行程我是全程参与筹备和联络的,能直接感受到他对日本的印象。”程永华回忆,邓小平访日,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不平凡的。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访问日本。
“当时日本方面以最高规格接待了小平同志。”程永华对那次访问印象非常深刻。他介绍,这其中还有一个特别的细节。按照日本惯例,外国宾客来访,一般是派驻在国大使如日本驻华大使和日本外务省的仪典长去机场迎接。但是当时的日本外相园田直坚持要去机场接邓小平。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订。园田直是日方代表。“小平同志访日的一个重大议程是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换文仪式。可能出于这种机缘,园田直本人提出来,要亲自去机场接。日本外务省认为这超出规格,园田直则表示,如果作为外相去机场接不合适,那就作为园田直个人去接,反正就是要去。”程永华回忆道,最终园田直亲自去机场迎接邓小平。
在程永华看来,当时的日本媒体对邓小平访日的关注是极其罕见的。当邓小平的专机抵达东京羽田国际机场,日媒进行了电视直播;访日期间的记者招待会也是全程直播。
程永华对邓小平访日的感触则更加深刻、直观。
“那次经历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震撼。作为大学刚毕业不久的年轻外交官,我在日本的国宾馆听着礼炮的声音,第一次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第一次听到国歌奏响,热泪盈眶,真真正正地感受到自己对祖国的热爱。”程永华动容地说。
在随后的职业生涯中,程永华对这种感情的流露逐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程永华说,驻外一线外交官对祖国的强大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常跟使馆工作人员的家属、孩子们讲,在国外看到的五星红旗更加鲜艳,那种内心的骄傲、自豪、激动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很需要跑”
对于邓小平访日期间的一些细节,程永华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小平同志讲访问日本有三个目的,第一是交换条约批准书;第二是感谢多年来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为中日两国友好作出贡献的老朋友;第三是寻找‘长生不老药’。”程永华回忆,邓小平的话比较幽默,他紧接着对第三个目的做了解释,所谓“长生不老药”就是来日本学习、借鉴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经验。
邓小平参观了日产汽车、新日铁、松下电器3家工厂。程永华回忆,在日产汽车工厂,邓小平仔细观看了工厂使用机械手安装组件的总装线。在参观完这些工厂之后,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明白现代化是怎么回事了。”
期间,邓小平还专门乘坐了日本新干线列车。这是一段为人熟知的历史。在飞驰的列车上,陪同人员问邓小平的感受,他爽快地回答说,“就是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日本在1964年举办了东京奥运会,为此,日本当时建成了包括新干线在内的一系列基础设施。当年10月1日,日本第一条东海道新干线开通,时速220公里,连接东京、名古屋和大阪三大都市圈,成为全世界第一条投入商业营运的高速铁路系统。
程永华介绍,当时外界对邓小平在新干线列车上的话做了解读,认为中国需要新干线列车。“不过,我的理解是当时小平同志在思考,中国的发展需要速度,不能再折腾了。”
邓小平访日一个多月后,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当时的小平同志,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正在思考中国下一步怎么办,他在日本看到了差距,看到了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方向。1978年10月小平同志访日,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程永华说,可以说,邓小平的那次访问,不仅仅是中日外交关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对中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冲锋在前”
自2010年2月担任驻日大使到2019年5月离任,程永华任职超过9年,是迄今历任大使中最长的。
“回过头来看9年多的大使任期,前三分之二的时间是中日问题多发期,应对问题的工作更多一些,而且问题是多种多样的。”程永华说,“作为大使,面对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必须寸土不让,唇枪舌剑,冲锋在前。”
程永华为了国家利益据理力争的很多照片见诸各大报端。有一张大家广为熟悉的照片是2016年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外务省紧急召见他时,日本媒体拍摄的,照片中程永华与岸田文雄相视而坐,态度严肃。
“我和岸田文雄很熟,不过交涉问题时,我们各自代表自己的国家,涉及国家利益,该板着脸还是要板着脸。”程永华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当时一进门,他就见日本媒体里三层外三层,镜头聚焦于他,于是他昂首挺胸,和岸田文雄都笔直站着。要坐下来谈问题时,他依然笔直往下坐,眼睛瞪着媒体镜头。
“在外交上,我代表中国,任何时候都不能低头。”程永华目光坚毅地说,作为中国一线外交官,和外方交涉谈话既要坚持立场,又要以理服人,通过语言、态度体现中国外交官的气势。
邓小平访日41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对比中日发展,程永华感触颇深,他记得刚去日本留学时,坐上日本的电车、地铁、新干线列车,感觉很新奇。
“而现在我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铁路里程已达3万公里,占世界的三分之二,这体现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速度。”程永华说。
作为一线外交官,程永华深刻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给他和同事带来的荣誉感和自豪感。
“祖国的发展是最硬的道理,对驻外一线外交官来说是‘撑腰杆’的,我们说话的底气更足,发言权更大。”程永华深有感触地说,这一点在多边外交舞台上体现得越来越明显,“中国现在日益走近国际舞台中央,过去讨论国际重大事务的时候,我们要主动去提要求,现在是其他国家主动请教中国怎么想、怎么看。”
1972年中日建交时,两国的贸易额大约10亿美元,现在大概是3300亿美元。双向人员往来从1972年的不到1万人次发展到现在的1100多万人次。
程永华介绍,日本政府和民间积极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红利给日本很多企业带去了巨大利益,实现了中日互利双赢。在去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中国表彰了10位外国友人,其中两位是日本友人,一位是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还有一位是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
“如今,尽管出现单边主义抬头、贸易保护主义的逆流,日本企业依然会重点考虑中国的市场规模,算清楚一笔账。”程永华透露,“有日本企业家曾直言,中国全年汽车销售2800万辆,美国大概1700万辆,欧盟1800万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算术题。”
对此,有一件事情让程永华印象特别深刻。每年1月,日本都会举办很多新年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新年会是日本经济三团体举行的,日本各大企业都要参加。
程永华记得,在一次新年会上,有位日本经济界的代表讲话,世界经济如何、日本经济如何、美国经济如何,都是几句带过,可是讲到中国经济发展时,他说了一大段,介绍自己带队去中国南方访问的见闻,惊叹于中国年轻人创业创新干事的精神、新兴经济业态崛起等,结论则是日本企业家不能以过去的眼光看中国的发展,需要更多地去中国实地考察,多多和中国合作。
相处之道
程永华于今年5月离任,离任前夕,日本各界和民众纷纷表达对中国大使的感谢之情。
4月3日,全日本新闻网(NHK)报道程永华即将离任的消息后,日本各大媒体头条均播出程永华用流利的日语接受媒体采访的影像,对其工作高度评价。报道称,日方不少人表示“程永华十分了解日本,这些年为日中关系改善发展辛劳付出”。
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4月16日在首相官邸与程永华共进午餐,也被日本共同社评价为“十分罕见”。报道认为,此举意在对在任时间超过9年、创迄今历任中国驻日本大使最长任期的程永华表达敬意,发出日中关系改善的讯号。
2016年下半年以来,中日关系逐渐改善,并呈现不断向好的发展势头。
对于中日关系未来的发展,程永华表示,他过去在日本演讲时经常跟日方提到一个浅显的道理,那就是邻居不睦,可以搬家,但是国家不行,邻国不能搬家。
在程永华看来,不断提升改善中日关系,一是需要强化政治安全领域的互信;二是在经济合作上,目前双方已经是深度融合的局面,接下来可以在节能环保、创新、高端制造、医疗康养等多领域展开合作。
程永华透露,2020年日本东京奥运会金银奖牌的材料都是提取自电子垃圾。去年北京市市长陈吉宁访问日本时,将两部旧手机送给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用作奖牌的材料。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程永华认为,两国要发展长远的睦邻友好,需要进一步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青少年象征着未来,对于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有重要意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也一直在积极推进这项工作,从2014年开始,大使馆邀请日本大学生访华,一开始邀请100人。“通过访问,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180度的转变,认为中国年轻人有活力、开创精神很强。”其后,使馆逐年扩大邀请规模,增至每年六七百人。
有了这样的基础,在2017年和2018年,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又和北京大学合作,在北大校园连续两年举办了中日大学生千人交流大会。面对面交流,日本青少年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不断形成真实、正确的对华认知。
“中日作为世界经济体量第二、第三的国家,同时又是两个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邻国,睦邻友好合作,才是未来的相处之道。”程永华说,“中日双方正在筹划明年春天习近平主席对日本的国事访问,如顺利成行,对双方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并将产生深远影响,将推动中日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