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无小事，新中国外交能在波诡云谲的国际风云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离不开一线外交官的辛勤努力与付出，他们以过人的胆识、高超的外交智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中国外交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今起，本报推出系列报道“新中国70年外交风云”，回望中国外交70年大事件中的小故事。

徐贻聪（右）担任中国驻古巴大使期间，卡斯特罗主席（中）与劳尔·卡斯特罗(左)多次来到中国驻古巴大使馆，向徐贻聪了解中国改革开放情况，并就两国关系进行深入交谈。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古巴革命胜利60周年。作为西半球第一个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古巴与中国携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中国驻古巴前任大使徐贻聪和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不解之缘几乎覆盖了中古关系的60年。

在出任大使的两年多时间里，徐贻聪与卡斯特罗有过十多次长谈，最长一次达到9小时。卡斯特罗通过谈话了解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他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的发展必将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1960年11月，正是一位古巴高层人物的到访，让还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书的徐贻聪第一次接触到了古巴这个国家。

外交梦想的萌芽

“那天，北外院办通知西班牙语系办公室，古巴新政府的国家银行行长格瓦拉来华访问期间，希望与西语系学生见面。系里把他的访问安排在我所在的三年级二班，并要求我们做些接待的准备。”

虽然1959年在北京已经举行过声援古巴革命胜利的集会，但此时的徐贻聪对古巴及其领袖卡斯特罗还知之甚少。为了迎接格瓦拉，徐贻聪和同学们兴奋地查阅各种资料，哪怕是一星半点关于古巴革命的信息都不放过。

这时的格瓦拉也才30出头，他在北外和学生见面交流的时间不长，但却引发了徐贻聪很多的思考。他的风采和个人魅力给徐贻聪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成为了我外交梦想的萌芽。”徐贻聪说。

1965年初格瓦拉第二次访华时，已是古巴驻华使馆工作人员的徐贻聪又为他担任翻译。多年后，徐贻聪出任驻古巴大使期间，走遍了格瓦拉领导游击队作战的路线，还拜会了格瓦拉的遗孀和儿女。埃内斯托·切·格瓦拉是阿根廷人，后来担任驻阿根廷大使时，听说格瓦拉的骨灰终于回到古巴，徐贻聪又专程前往格瓦拉的故乡罗萨里奥拜谒了他的故居。

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在为迎接格瓦拉进行准备的过程中，徐贻聪了解到了那位“年轻的大胡子”卡斯特罗的背景、成长经历和革命历程。“虽然出身富裕家庭，但有叛逆精神，充满革命斗志，是位了不起的人物”，这是卡斯特罗留给徐贻聪最初的印象。

徐贻聪把这视为他与卡斯特罗结缘的起点。他第一次见到卡斯特罗，是近30年后的1989年。

1989年5月29日，徐贻聪跟随时任外交部长钱其琛访问厄瓜多尔和古巴两个拉美国家。6月7日，代表团抵达哈瓦那当晚，就受到卡斯罗特的隆重接待。卡斯特罗与钱其琛进行了长达8个小时的会谈，徐贻聪从头到尾做记录，以至于头晕眼花、两手发酸。虽然和卡斯特罗没有直接交流，但他的睿智、幽默与亲和，徐贻聪第一次有了切身的体会。更让他感到高兴的，是中古关系历经多年坎坷，至此终于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

四年后，徐贻聪由驻厄瓜多尔大使转任驻古巴大使，甫一上任就接到中国国家领导人访问古巴的前期准备任务。“我感到面见卡斯特罗的机会来了。”

那是1993年10月25日晚上，正陪同中方访古先遣组用餐的徐贻聪得知卡斯特罗请他马上在办公室见面，便放下餐具，直奔革命宫。革命宫是古巴国务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的所在地。徐贻聪尚未坐定，卡斯特罗就出现在面前。他热情地拥抱徐贻聪，仿佛老朋友见面。“亲切和友好的态度使我初见大人物的紧张和局促感很快消失了。”

为了准备领导人访问安排的会面进行了将近5个小时，直到凌晨2点才结束。除了访问相关事宜，两人还聊到了中国历史、中国革命以及中国当时的形势和政策。初次长谈，徐贻聪担心影响卡斯特罗休息，几次提出告别，都被卡斯特罗挽留。临别时，卡斯特罗特地拿出自己的茅台酒和徐贻聪共饮，然后搂着肩膀把他送到电梯口才告别。这次让双方都倍感愉快的谈话，为徐贻聪和卡斯特罗的友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次被问得卡壳

徐贻聪担任驻古巴大使2年3个月，跟卡斯特罗进行过十多次单独谈话，最短的一次4小时，最长的一次达到9个小时。在两人的谈话中，卡斯特罗最感兴趣的就是有关中国的各种话题，他对中国的情况涉猎之广、了解之深，常常让徐贻聪感到惊讶。以至于他竟不止一次被卡斯特罗问住。

第一次被问住，就是在徐贻聪和卡斯特罗的首次谈话中。“谈到中国解放战争时，他问我：渡江战役有三个前线指挥部，分别设在哪里，指挥员分别是谁？一下我就傻眼了。我只好说抱歉，回去以后我查一下尽快答复你。没想到他说你不用查了，我来告诉你答案。”

徐贻聪说，卡斯特罗喜欢用提问的方式与人交谈，而且提问不一定是因为不了解。

这之后，为了能在谈话中应对卡斯特罗“包罗万象”的问题，展示中国外交官的良好形象，每次与卡斯特罗见面前，徐贻聪都会分析可能的谈话范围，像应考一般，进行非常细致的准备。

尽管如此，徐贻聪还是又有两次被卡斯特罗给问住了。

一次是卡斯特罗向他了解三峡工程的情况，问到三峡的位置、沿途环境，以及历届中国领导人和专业人士的看法和意见，希望了解三峡工程的一些细节，包括涉及的面积、需要动迁的人口和对他们的安置计划，还有工程预算、进展和收益等。其中有些情况，徐贻聪确实不了解，只好许诺查询后告知详情。事后，徐贻聪向国内了解了有关情况，并以书信形式告知了卡斯特罗。

还有一次，徐贻聪到古巴各地探望中国援助小组人员，卡斯特罗问起他一座古巴城市的机场位置、市委书记姓名等具体细节，因为途经那里仅两个小时，徐贻聪也只得向卡斯特罗坦陈不了解。

徐贻聪说，卡斯特罗非常关心中国的改革开放，为此他还在工作之余通读了三卷《邓小平文选》。

“中国是伟大的国家”

按古巴的习惯，卡斯特罗不像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一样亲自接受外国使节递交的国书，所以各国大使很难跟卡斯特罗单独见面。卡斯特罗是一位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崇高声望的伟人，徐贻聪获得的“特殊待遇”，很多大使都很嫉妒。

徐贻聪即将结束大使任期离开古巴前，卡斯特罗在为他举行的欢送宴会上说，这两年我们充分利用了徐大使的知识和他对我们的友情，对他进行了全面的“剥削”，今天我们还是不能放过他，要请他再介绍一些中国的情况。

2016年11月26日，卡斯特罗与世长辞。万里之外的老朋友听闻噩耗，“悲痛的泪水自然而下，难以自止！”

徐贻聪说，1993年的那次访问，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在两国建交后首次访问古巴，也是那一年里古巴迎来的唯一一次外国领导人到访，使苏东剧变后十分失落的古巴很受鼓舞。当时卡斯特罗对中国领导人说，古巴关注中国前进的每一步，坚信中国会以传统的智慧和耐心进行改革，坚信中国的改革将一定取得成效。对中国锐意改革、勇于实践的精神，古巴深感敬佩。

1993年12月，徐贻聪参加了古巴方面举行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活动。卡斯特罗在活动上谈论了自己阅读毛泽东著作、用毛泽东关于游击战和人民战争的思想开展革命斗争和军队建设的经验。他向在场的古巴人讲述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四项基本原则，然后说：“社会主义的希望在中国！”

在徐贻聪《我与卡斯特罗》一书背后，印着这位伟人说过的一句话：中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的发展必将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人物简介

徐贻聪

1963年进入外交部工作，曾任外交部美大司处长、参赞、副司长和拉美司副司长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尼加拉瓜使馆临时代办，驻厄瓜多尔、古巴、阿根廷特命全权大使，获得过厄瓜多尔、古巴和阿根廷政府颁给外国使节的最高级别的荣誉勋章（大十字鹰级勋章、友谊勋章和大十字大功勋章）。曾是中国外交史学会理事、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理事，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顾问；现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名誉理事兼研究员、中国外交笔会理事；2012年，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西班牙语资深翻译家”。

来源：北京日报 记者 白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