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日子过得好不好，先看家里趁什么。四大件——这个有关家庭生活水平的代名词，从百废待兴的物质匮乏时期，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后的21世纪初。今天，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已经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迅速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再也不需要用它来衡量了，它已成为历史名词。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从“三大件”升级“四大件”

关键词：凭证供应

上世纪50年代，北京老百姓给好日子定下的标准还不是“四大件”，而是“三大件”。

1953年3月14日，本报刊登的《民主和睦的新家庭》中提到，北京郊区慈云寺村里的村民结婚，时兴要三大件：大衣、皮鞋、手表。这三个物件，便是村民对“脸面”的定义。

同一时期，城市居民眼中的“三大件”有所不同，分别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

1982年，百货大楼东长安街分店的顾客在挑选自行车。李晞/摄

从1957年10月5日本报刊登的《自行车、缝纫机登记后供应》一文，可以看出“三大件”在当时的热度。1953年，自行车还因为销售不好而实行过赊销，但短短3年后就出现了供不应求。缝纫机的供求变化也是如此。

为此，北京迅速加大自行车和缝纫机的市场供应。即便这样，仍然满足不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北京出现了市民深夜排队等候购买自行车、缝纫机的现象，一些投机商贩也乘机套购牟利。

1965年，顾客在天桥百货商场咨询如何使用缝纫机。高安才/摄

北京市商业局想出了“凭证登记供应”的办法，其中规定：需要购买自行车、缝纫机的个人需分别携带所在单位介绍信、本市户口簿到商店登记，每人限登记自行车一辆或缝纫机一架，待商店到货后，依次通知登记人交款取货。

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期，老百姓追求的“三大件”开始扩容为“四大件”。

1964年，在本报记者的系列重点报道中，“四大件”开始见诸报端。

小寺街11号是牛街地区的一个普通院落，住着8户人家，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前被称为“穷八家”， 没有一户有固定职业和收入。

在1964年2月28日本报刊登的《牛街巨变》中可以看到，“穷八家”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一户夫妻俩，丈夫钱德芳当了汽车司机，妻子魏淑琴进了牛街人民公社五金厂。问起生活变化，钱德芳自豪地介绍起家里的“三大件”。魏淑琴接过话茬儿道：“不，应该是四大件！”可不是嘛！家里整齐摆放着新置办齐整的“四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当时，这8户人家里有7户人家都用上了那会儿的时髦家电——收音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电器“新六件”来了

关键词：市场热销

时光一扭身，跳进了喇叭裤、披肩发、迪斯科风靡全国的1978年。当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中央推出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

仅仅几年后，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这“四大件”，在北京市场上已不是稀罕物。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取代它们，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新三大件”。

1982年，洗衣机刚送到农村生产队，半天就卖掉68台。 丁世儒/摄

这背后，是中国整个家电行业的崛起。

1984年，商业部对18个省市每人每月生活费收入在60元以上的高收入户进行调查，发现这些家庭对“新三大件”的需求很迫切，甚至对摩托车、吸尘器、电炊具、空调、钢琴等也有一定需求。后来的事实证明，商业部调查中所预见的“消费趋势”并未超前。

1985年1月至10月，北京市交电公司在市内销售彩色电视机21万余台，是1979年同期的75倍。那时候，传统“四大件”和黑白电视机在市民家庭中已接近饱和，彩电成了“刚需”。1985年12月28日本报一版发表的《变化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中写道，一位50多岁的男同志走进前门信托商店收购部，搬出一台七成新的夏普12英寸黑白电视机。收购员问道：“这不是挺好的吗？您干嘛卖呢？”他笑着回答：“刚买了18英寸的彩电。”

1980年，门头沟区永定公社小园大队90%以上的社员家里都有电视机。叶用才/摄

这一年，彩电、冰箱、录音机、洗衣机、照相机、电风扇被称为“新六件”。1985年人均用于“新六件”的支出，为1980年的18倍。

消费力的增强，说明老百姓的钱包鼓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到1989年，北京每百户人家的彩电拥有量达到80.5%，冰箱拥有量达到89.4%，洗衣机拥有量达到89.7%，分别比1985年的数据增长了47.3%、47.5%和32.2%。

这样的增长速度，可以说是世界罕见！

上世纪九十年代

通讯娱乐“大件”流行

关键词：目不暇接

发展的车轮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滚滚向前。到了上世纪90年代，生活中的“大件”从之前的生活必需品朝着通讯、娱乐领域发展，不断推陈出新，令人目不暇接。

1990年，市民尹健花两千多元买了个BP机。当时BP机还很少见，每当BP机响起，就非常引人注目，他着实因此风光了一阵。然而没过几年，他就发现人人都如此“风光”了，倒显得BP机不稀罕了。

与此同时，作为“奢侈品”的手机也慢慢跌下“神坛”。1993年前后，一部手机在市场上可以被“炒”到三四万元，到1998年时，“大哥大”最低已经降到2500元左右。

当时有专家指出，手机从富裕阶层走向工薪阶层，在美国用了8年，在加拿大用了5年，而在北京只用了不到4年时间。

通讯领域推陈出新，娱乐领域也如火如荼。从老式录像带到VCD，再到DVD，从北京街头日渐增多的音像专卖店，到家庭电脑的流行，家庭娱乐设备不断更新换代。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大件”，便是照相机。

1961年，学生们在游玩西山碧云寺时，高兴地拍摄风景照片。 冯文冈/摄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北京仅有“红光”“国华”等国有老店十多家，到上世纪90年代末，集体的、个体的、股份制的店呼啦啦冒出一大批，其中正规的、达到专业级的就有20余家，而全北京经营摄影器材的店不少于200家。有的商店一年可卖掉上千架相机，有的器材店一天的销售额超过10万元。

1998年3月31日本报刊登的《照相机市场“雾里看花”》提供了这样一个数据：1998年全国照相机百户拥有率为14%，而北京高达78%，而且还在持续快速增长。

到了这个阶段，对于“大件”是“三”是“四”还是“六”，老百姓已经没有明显概念了。喜欢什么就置办什么，这对很多家庭来说都不是难事了。

千禧年后

“大件”成历史名词

关键词：常换常新

进入21世纪后，“大件”不再有明确定论,就像服装流行色一样，时常转换。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从大众视野中消失的传统“四大件”之一——缝纫机又重返市场。不同的是，此时的缝纫机变得更加时尚，功能多样。它的使用者不再是为全家缝补衣服的老母亲，而是年轻人。2003年12月17日本报刊登的《缝纫机悄然重返百姓家》一文中提到，一位在外企工作的女孩，得意地拿出自己用多功能缝纫机“绣”出的作品——两头可爱粉红色小猪图案的手绢。她告诉记者，就像风行一时的十字绣一样，她和朋友们都把缝纫机当成一种时尚“玩具”。从老物件到新潮流，缝纫机重返家庭是国人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例证。

2007年10月31日本报刊登的《数字勾画北京人30年生活变迁》中明确提出：“几大件”成了历史名词。到2006年年底，钢琴、摄像机、各种中高档电器在寻常百姓家都能看见，95.7%的北京家庭拥有计算机，近五分之一的家庭有摄像机，超过十分之一家庭购置了健身器材。

到了2018年，北京家庭的消费观念向着娱乐、享受发展。来自苏宁、京东的数据显示，破壁机、吸尘器等现代智能家电成为家庭必备，销量连续四年实现同比增长200%。

这与人们日益增加的收入密不可分。来自北京市统计部门的公开数据表明，新中国成立70年来，居民收入实现连续跨越式提升。198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千元大关；2000年突破万元；2015年突破5万元；2018年达67990元，约是1955年的316倍。

时至今日，什么算是“大件”，自家到底有多少“大件”，已没有人去在意，更没有人刻意去比较。那些曾经与时代命运紧密相连的老物件，已成为故纸堆中的道道墨痕，刻下了一代又一代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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