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卿晨

日昌是一家港式茶餐厅，风味在京城最正宗，迄今似乎也无出其右者。此前，这家餐馆开在家门口的胡同里已近二十年，距我家直线距离不足百米，然而我从来没去过——我是被排队的阵仗给吓退的。餐馆是胡同的街面房，门脸儿极有限，吃不上饭的食客就在胡同里排队等，有简陋的塑料凳提供。每到饭点前至少一小时，坐着、站着的混合队伍就蜿蜒起来，在自家门口坐或站，想想都觉得奇怪，再说来来回回总有熟人经过，难免有些尴尬。

同院住的小同事们倒是禁不住诱惑，他们时常去大快朵颐，还曾向我推荐过许多菜肴，其中的一道煲仔饭，有小同事的老婆怀孕时独馋那一口。他家的煲仔饭确实好吃，我们吃过后每回必点，并且认定它值得排队等待。其实日昌餐馆可圈可点的菜品有很多，特别是港式茶点，几近“乱真”，有身在香港或广州茶肆的恍惚感。

传说日昌餐馆与东方广场的建设是同步的。当年东方广场的筹建人员几乎都来自香港，来京不过几日，就因为吃不惯而叫苦连天。项目老大忍无可忍，回香港找到相熟的茶餐厅老板，请他在北京开一家分号，解决弟兄们的吃饭问题。因为权当食堂，包赚不赔，所以选择的位置很僻静，门脸也小，不做任何宣传，称得上私密。不料一传十十传百，众多食客慕名前来，如果说网红店有鼻祖，这绝对算是一家。

虽然只是传说，真实性却可考。单从地理位置来说，无论旧址新店，日昌餐馆都与东方广场隔马路相望，步行时间不超过五分钟。

日昌餐馆其实是后起之秀。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南方的吃食就大举进京，很多家餐厅名头响亮，不知内情者都误以为是北京的老字号。

像四川饭店，就是为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几位战功和声名皆赫赫的川籍老帅搬到北京来的。这典故散见于各类文史记载，有据可考。四川人的舌头和胃大概算得上骄纵的一类，一点儿都委屈不得，在很长时间里，四川饭店有着神秘而昂贵的名声，一般人自认是去不起的。这辈子我也就去过一回，是近三十年前领导宴请英国人，让我叨陪末座。吃的什么不记得了，只记得菜的味道有些失望，一腔乡愁完全没有被激荡起来。大约领导已被辨别出并非川籍，请的客人连中国人都不是，在这一点上，川菜大厨有点海外中餐馆厨师的风格，“认人”。

后来和夫第一次约会下馆子，他竟很豪迈地领着我往四川饭店去，结果看见一个大工地，原来人家歇业整修了。我暗自松了口气。那时候没什么钱，心里总觉得不合算——在钱的问题上，我似乎很自觉地不拿自己当外人。幸亏旁边有一家川味小火锅店。那会儿北京的餐馆少得可怜，开在大饭店旁边蹭客流更是件稀罕事。吃的什么仍然不记得了，只记得从头到尾只我们一桌客人，服务员格外殷勤。

婚后单位宿舍的邻居老夫妇是成都周边人士，很快就和母亲过从甚密起来。老太太姓陈，我依成都的习俗叫她“陈孃”。陈孃带我们在院墙边种出了极美味的丝瓜，还慷慨接受了一只我们下不去手处置的小公鸡——那是来歇暑假的小表妹从路边买回来的鸡雏，自顾自地长大了，在我“清理”的时候抓破我的手背，制造了“流血事件”，至今仍留有一条暗疤。

我只知道陈孃和她老伴儿是从单位食堂退休的，后来母亲告诉我，他们曾就职于四川饭店，陈孃是帮厨工，老伴儿是特级厨师。陈孃一直记得一次陈毅同志吃完饭，特意到后厨去看望他们，并和他们一一握手。“陈老总还跟我握了手呢！”陈孃自豪地说。

认识小青是二十年前的事，也是机缘巧合。她的美食城一直安静地开在贵宾楼饭店旁边的街上，一进门，恍如步入时光隧道，两边墙上悬挂的旧剪报和毛主席与家人、乡亲的照片，都深浅不一地发了黄，诉说着往事。

小青是毛主席的侄女，她长得很美。她的女儿咪咪，自幼学习芭蕾，后来赴英国得了艺术硕士，更是惊艳。如今二十年过去了，看见她们母女俩仍一径地美丽着，真是十分幸福的事。

小青开美食城的初衷，是为家里人有个欢聚一堂吃家乡饭的地方。毛氏红烧肉是来客必点的菜，但毛氏家人，似乎更爱酸豆角炒腊肉。

其实小青不太到自家的美食城，因为每次去总会有人认出她来，我们去过的几次也从无例外。比如一次在大堂，有人带来为她写的一整本诗，非要挑几首来念；还有一次躲在包间里，被从门口过的人认出来了，是个老人家，拉着小青的手泣不成声，我们也都跟着流下眼泪。

后来，我和夫去了赞比亚，赞比亚的开国总统卡翁达是我们及上一代人从小就听过的，他与毛主席有着深厚的友谊。如今的卡翁达，已经成为历史传奇，他老人家的身体很硬朗，对曾经那段激荡人心依然如数家珍。所以当他的长子潘吉跟我说要来中国访问时，我说：“有一个人你恐怕不能不见。”

当然就是小青。

潘吉像听到天方夜谭一样盯着我。

他们见了面，赞比亚驻华大使陪同。小青发照片给我，背景是她的美食城包间。她说你们回国一定来啊，我说一定。能想象出她得意的眼神。

合影中，他们灿烂地笑着，流露着时光凝炼的隽永味道。

来源：北京晚报

流程编辑：tf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