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于京港两地的何冀平常说，北京给了她深厚的文化积淀，香港教会了她商业运作的模式。这种独特的经历令她的作品总能叫好又叫座，在艺术与商业之间寻求着难能可贵的平衡。

对于十八班武艺样样精通的何冀平来说，从来没有她不敢写的题材，甚至她还能做到从来不拖一天稿，因此在香港影视圈人送绰号“救火队员”。去年11月，接到紧急任务筹备献礼片《决胜时刻》的张和平，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打电话给何冀平。在出品人于冬、导演黄建新都苦于找不到创作方向时，何冀平用十天的时间拿出了剧本大纲，瞬间“点燃了整个团队”。

如今，在《决胜时刻》即将上映之际，本报记者面对面专访了何冀平，听她畅谈《决胜时刻》的幕后故事，以及她30多年来佳作不断的独门秘笈。

以小人物写大历史，透过生活细节让领袖接地气

记者：《决胜时刻》是您第一次写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最初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有没有犹豫过？

何冀平：我也犹豫过，一是没写过这类题材没有经验，二是我不长期在内地生活，没有其他内地编剧熟悉相关政策。但是这部电影的邀请方让我无法拒绝，艺术总监张和平是原人艺院长，我们本就熟悉，黄建新导演也很熟，博纳以前和我合作过《明月几时有》，所以我是很信任他们的，就答应了。再一个，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推出这部电影，肯定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作为一个在北京长大的编剧，对北京和国家的情感是很深厚的，就觉得应该要承担起这个责任来。

记者：创作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呢？

何冀平：首先就是当年的人都不在了，我没办法找人去做面对面采访。我以前写剧本是非常重视采访的，哪怕不能面对面，能远远地看着也行，下笔时就有底了。但这次完全没有这样的机会，只有看资料。我看了成摞的资料以及四五部电影、两三部电视剧，包括《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换了人间》等等。之所以要看，一是我不太了解这段历史，看看别人是怎么写的；二是看了以后我不能重复，不然花这么大精力，再拍一部差不多的，观众不可能买票进场。

记者：资料收集过程大概有多长时间？有没有哪些人物故事给您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何冀平：资料收集基本上是和创作同步，因为时间太紧。去年11月接到的任务，今年3月就必须开机了。其中，有很多大的历史事件是必须要写的，但我也发现了很多有趣的小故事，我是比较善于沙里淘金的。比如黄景瑜饰演的警卫员，就源于当年的一位战斗英雄。当时中共中央刚进北京，城里非常混乱，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就成了头等大事，其中有个保卫队长挺有意思的，是个神枪手，但他的岗位是见不到毛主席的，为了写毛主席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情感故事，我就把他设计成了主席的贴身警卫。当然，这个警卫不可能像电影里这样，还敢跟主席顶嘴，但这样写有利于我塑造人物。

记者：写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很难创新，您是怎么解决这一问题的？

何冀平：1949年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国共和谈、渡江战役、政协会议、共同纲领……这些是必须得写的。这就等于给我画了个框，我只能在框里活动。但是我还是找到了很多小人物的故事、领袖的生活细节，大概十天时间，大纲就出来了，大家一致通过。我认为以前的献礼片大多是史诗片，而《决胜时刻》走的还是故事片的结构。

记者：您自己最满意的是哪一场戏？

何冀平：毛主席帮警卫员写情书、在路边吃小吃、去听梅兰芳的戏、和小女儿一起捉麻雀……这几场戏我都很喜欢，毛主席的形象一下子就变得很生活化了。前不久在北大首映时，年轻观众也特别喜欢这几场戏。

没想过主旋律商业化，只想让它好看

记者：这两年主旋律商业大片越来越受欢迎，从《战狼2》到《红海行动》，包括刚刚上映的《烈火英雄》，您在创作时有没有考虑过，如何让主旋律题材赢得市场？

何冀平：我没有想过要把主旋律商业化，我只是想让它好看。为什么我到了香港以后很快能进入商业电影圈？因为我的作品本身就有商业性。去香港之前我就写了《天下第一楼》，这部剧到现在还在演，如果不好看早就被淘汰了。到了香港以后，更加深了我这种商业制作的意识。因为不好看就卖不出拷贝，说什么也没用。

记者：不止《天下第一楼》，最近一票难求的《德龄与慈禧》也演了20年了，如果让您总结经验的话，什么样的作品才有可能成为经典？

何冀平：什么是经典，就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首先要好看，然后还要有思想，如果仅仅是热闹，不会太长久。这个思想就是编剧给的。我是一直不喜欢讲得很直白的，所以我没有一部片子是直接讲大道理，但讲的是人生，大家都能听得懂，这是我创作的一个准则。这次《决胜时刻》也一样，尽量不让毛主席去说一些硬邦邦的话，因为真实生活不是这样的，艺术加工要让人物故事更加真实，更容易让观众接受。

记者：您的作品都很卖座，口碑又好，其实商业和艺术的平衡是蛮难做到的。

何冀平：关键在编剧自己，要有追求，如果连我自己都看不过去的话，根本不会拿出来。现在排《德龄与慈禧》，我还觉得能改一改，这次就加了京剧那场戏，变得更好玩了。这是每个作家自己的追求，对自己的职业有要求。我也经常把自己放在观众的角度去看，我知道观众喜欢什么。

记者：您的作品都特别大气，和大家通常认为的女性编剧不太一样。

何冀平：很多女作家都写得很缠绵、很细致，我还挺佩服她们的，让我写那种情情爱爱的我真写不过她们。我并不是说谁高谁低，但我就是这样，给我一个小题材，我也能写出宏观的东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本人并不男性化，但我的作品很男性化，直到现在好多观众都不知道我是女的。我没有我的作品有名。

徐克特别爱改剧本，姜文拍戏现场一定要有编剧

记者：您一出手就是《天下第一楼》，这是非常高的起点了，会不会给后面的创作带来一些压力？

何冀平：我从来不把前面的东西当成就，所以就不构成压力，我从来也不会想，下一部作品要不要压过《天下第一楼》。

记者：您在话剧和影视领域都有不少佳作，这两种艺术形式，您自认为更擅长哪一类呢？

何冀平：我呢，基本上是等同的，可能电影作品更多一点，话剧剧本更难写一点。三个月我完成了《决胜时刻》，但三个月完成一个话剧剧本，是绝对做不到的。电影剧本可以时空转换，而话剧更需要一句话一句话搭起来。还有一点不同的是，电影是导演中心制，话剧是以编剧为中心的。这次博纳很关照编剧，海报上用大字把导演和编剧并列，这是我做电影编剧以来的第一次，以往海报上根本没有编剧的位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对编剧一直很不重视，都说缺少好故事，好故事从哪里来？必须是编剧啊。

记者：您合作过很多大导演，徐克、陈可辛、许鞍华、姜文，能不能聊聊他们各自的特点？

何冀平：徐克1992年请我写《新龙门客栈》的时候，是香港第一流的导演，他脑子特别快，天马行空，一会一个招儿，但我不能都听，都听就乱了，我听一些也不听一些。他特别爱改剧本，音乐也懂，画画写字都会，他把这些东西都运用到他的电影当中去了，所以他的电影永远是眼花缭乱的。

陈可辛导演呢，他有一种文化的根基在，因为他父亲就是编剧，曾任《明报》编辑，他从小就受到内地文化的熏陶，这对他现在来内地拍电影是非常有益处的。

许鞍华是一位非常好的导演，她跟我把剧本搞得非常细，谈了起码有八个月，拍电影的时候不改，我很喜欢这样的导演。我不是不满意导演改剧本，但导演一般就是改某一段，而剧本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如果他删改得特别对，我也很感动，说明我们有默契。但有的导演只按自己的想法改，改到最后都没法结尾了。

姜文导演很强势，但跟我关系很好，他的作品非常有张力，听他讲话就特别有意思，经常手舞足蹈地给我们演。他的习惯是拍戏现场一定要有编剧，白天拍、晚上写，经常写到夜里三点，我的身体吃不消，所以后来派了两个年轻编剧跟着他。但他的原话是，我搭起了《邪不压正》的四梁八柱。

记者：写作之余，您平时生活中喜欢什么呢？

何冀平：主要就是看电影，最近想看《哪吒》一直还没抽出时间来。我想告诉中国观众，电影必须要去电影院去看，否则真是浪费了这么多创作者的心血。电影是昂贵的艺术，需要一种仪式感，当你坐在影院里，周围黑下来了，安心欣赏，这样才能入梦。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李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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