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路宗

    《生死秦始皇》辛德勇 著 中华书局

近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携新著《生死秦始皇》在中国书店中关村店举办了读者见面会。在这里举办读者见面会有特别的意义：一年前他在此店买下收录《赵正书》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因此才有了这部《生死秦始皇》。

辛德勇写作《生死秦始皇》最重要的切入点，就是现在收藏在北京大学的一篇西汉竹书——一篇写在竹简上的文献，叫做《赵正书》。它的出现颠覆了很多人对中国历史、对秦朝历史的认识。其核心问题就是：秦始皇去世之前有没有留下遗诏？他留下的遗诏是怎样的？

对于读过《史记》的人，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秦始皇临终之前感觉身体不大好，就占了一卦，说东南游才能避免掉这些厄运。他就到东南走了一趟。但归途中，就在今天的河北——古代叫做沙丘那个地方，他挺不住了，去世了。《史记》的记载很清楚，他在去世之前写了一封信，要求要把这封信送给当时在秦北边的大儿子扶苏，诏扶苏回去主持他的丧礼或者参加他的丧礼。《史记》没有明确讲他会让扶苏继承帝位。后来赵高和胡亥串谋，又拉拢丞相李斯，把这份诏书毁掉，又伪造了另一份诏书让胡亥即位。

但《赵正书》却说，秦始皇经过慎重的思考，决定让胡亥继承帝位，成为后来的秦二世皇帝。因此，《赵正书》公布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行的或一般的历史爱好者在网上一片渲染，可历史学界并没有人出来澄清或提出明确的看法。《赵正书》影印出版后，大家可以看到以整理者为代表的学术界主流意见，对两种记载都是不分轻重，不分伯仲，不判是非。

就在大家对《赵正书》还议论纷纷的时候，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又发现了一份所谓“秦二世诏书”。在诏书里，秦二世提到“朕奉遗诏”，就是说他接受了秦始皇的遗诏才即位的。这就激起了社会上一批人，结合北京大学的《赵正书》，认为胡亥遵奉秦始皇遗嘱即位，是真实的事。

辛德勇对此完全持否定的态度。这种观点带来的影响，还不仅在于秦二世怎么样，而是我们目前知道的秦的历史，主要依据的是司马迁的《史记》——那么，承认《赵正书》和所谓“即位文告”，就意味着司马迁《史记》的可靠性有严重的问题。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距离秦灭亡的时间不太久，是在西汉中期，如果他连秦的历史这么大的问题说的都不准确，那我们今后怎样看待《史记》？怎样看待比《史记》更早的记载？

辛德勇坦陈，他的治学方法更注重从基本文献出发。但怎样看待基本文献，需要相关的一系列学术背景知识。包括传世文献的形成过程，出土文献的发展历史，以及我们如何看待新出土发现文献和传世文献的关系。比如，西汉末年就发掘了汉武帝茂陵，出现了著名的出土文献《茂陵书》。接着又有著名的西晋《汲冢竹书》。当我们了解整个出土文献的发展历史、传世文献的形成过程之后，在一个非常广阔的背景下，对比各自文献的特点，才能更好地把握历史。

回到《赵正书》，只要我们认真阅读文献，就会发现这部《赵正书》，虽然是西汉时期的，甚至比看到的《史记》《汉书》文本都要早，但是，它的性质是小说。正如不能用《金瓶梅》研究明代政治主体，也不能用《赵正书》去研究秦代政治史。

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受过高度的职业训练。在司马迁那个时代，史官是具有一些介于人神之间、人天之间的地位。他必须忠实地记录他所看到的、所认识到的历史，他对神对天，有一种责任。如果他违背自然现象，按照自己的想法随心所欲谱写的话，会遭到神罚天谴，这种严重性，是大于任何尘世间君主帝皇对他个人的损害，或者对个人生命的影响。司马迁是在这个背景下写的《史记》，因此《史记》绝大部分东西是可靠的。

在此基础上，辛德勇还谈到他对 “二重证据法”的独到理解：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的核心目标，是指向以《史记》为代表的古代文献的可靠性；而这种可靠性有一个具体的分界，就是殷商时期的历史。王国维通过殷墟甲骨证明了《史记》记载的商的先王事迹是可靠的，这就意味着从《史记》的《殷本纪》以下的历史记载是写实的（当然不是没有错误，但基本出发点是忠实记述历史）。而商以前，由于缺乏系统的文献记载，就不好妄言了。

《赵正书》的出现，挑战了《史记·秦始皇本纪》及其他文献记载，使人困惑。但是辛德勇强调，还是要回归传世文献本身。他鼓励大家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不要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通过某个偶然的发现，就能改变了像以《史记》为代表的史学著作给我们留下的关于中国古代的历史记录。

原标题：《赵正书》为历史研究带来了什么？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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