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辉

北京茅盾故居的茅盾半身像 新华社供图

陈忠实自己也是如此，几十年笔耕不辍，直到《白鹿原》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才“一夜成名”。在陈忠实之外，还有莫应丰、凌力、徐兴业、麦家、金宇澄……这是一张漫长的“造星名单”，体现出茅盾文学奖的巨大影响力，由此也带来两个问题：其一，文学如此多元，文学奖再公允，如何涵盖所有侧面？其二，随着茅盾文学奖影响与日俱增，不得不背负起更多的责任。在读者日渐远离严肃文学的时代，茅盾文学奖如何能主动出击、吸引社会更多关注？

近日，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正式揭晓。与往届不同，本届结果似乎特别“好预测”，只要对文学圈略有了解，即使不读入围作品，也能猜出三四个，这一方面体现出评选结果的公允，另一方面也引起人的再思考：文学奖将如何引导公众？

长篇小说为何如此受重视

茅盾文学奖诞生于1982年，其先声是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者也是1949年后首度颁发的文学奖。在1949年到1977年间，内地作家只有5人获过文学奖，分别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贺敬之与丁毅的《白毛女》、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金”，此外胡万春在1958年因《骨肉》获得国际文艺竞赛奖。

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颁发，被认为是“空前的、过去没有过的”、“三十年来的一个创举”。在这届获奖者中，刘心武、王蒙、宗璞、贾平凹、张洁等后来都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然而，茅盾文学奖诞生后，其影响很快压倒其他文学奖。

中国现当代文学源于西方，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主动放弃了以诗歌、散文为尊的传统标准，将长篇小说奉为文学艺术的最高峰，为迅速提高写作水准，自上世纪初，一代代中国作家不惜模仿、改写西方经典名著。正是在这一氛围下，曾饱受歧视的“四大古典名著”实现了经典化。茅盾文学奖恰好专注于长篇小说，是长篇小说领域“最权威的奖”。这意味着，赢得茅盾文学奖，也就踏上了成为经典之路。

其实，上世纪80年代曾有过一次“文学奖热”，但到80年代末期，大多数奖已停发。90年代末，“文学奖热”卷土重来，热度也未能维持10年。学者范国英指出：“这样一来，文学评奖所形成的某些共同的价值取向逐渐被人们遗忘，在这一背景之下，茅盾与茅盾文学奖之间的关联在一定程度上就变成了相互指涉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茅盾文学奖在时代变迁中也曾几起几落，但始终坚持了下来，这给其注入了悲壮色彩。

    茅奖史上的遗珠

文学奖是现代性的产物，此前文学荣誉来自读者的口碑。随着文学创作走向专业化，日渐突破了大众审美的层面，在今天，判断一部作品价值如何，已成专家们的工作。为了让读者们认可专家的判断，文学奖应运而生。回望被茅奖遗漏下的那些作品，也许是件有趣的事，因为那是一张过于豪华的书单。

在我看来，戴厚英的《人啊，人》是“新时期文学”的开创性作品，任何一本当代文学教材都不会漏掉它。与茅盾奖无缘的，还有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阎连科的《日光流年》、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杨绛的《洗澡》、铁凝的《大浴女》、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等。莫言的三部代表作《肆拾壹炮》《檀香刑》《习惯死亡》，竟三度落选，而最终获奖的《蛙》恐怕很难被视为他的代表作。同样，王蒙的三部代表作《青春万岁》《青狐》《活动变人形》也铩羽而归，可他早年写成的《这边风景》却获得了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这部作品虽然写得很精心，但依然带有鲜明时代痕迹。再如贾平凹、张炜、苏童、格非等，他们的代表作均被拒绝，而最终获奖的作品似未体现他们一贯的写作风格。

学者范国英发现，上世纪90年代最有影响的10部文学作品中，只有《白鹿原》获奖，而从后来披露的信息看，即使被公认为经典之作的《白鹿原》，也差点儿被茅盾文学奖拒绝。事实上，新时期文学半数以上经典作品未曾问鼎茅盾文学奖，特别是文体实验性的作品，几乎无一中选。按获奖名单，也许很难拼出一份相对完整的当代文学史。

    专业操作的重要性

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曾说，文学奖是一种制度安排，目的是创造信仰。文学奖会从三个侧面对个体施加影响：首先，在不同的艺术品间，建立起价值的差别。其次，引导市场，奖励它认为有价值的创作，从而引导艺术生产。其三，对父母和教育者进行引导，帮助他们辨认艺术品。

可见，文学奖在奖励作品外，其实也是一次文化资本的操作实践。现代社会由不同场域交织而成，场域需资本维护，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相比于前两者，文化资本更模糊、作用更微弱，但它的影响是深入而持久的。

欲使文化资本不断增值，就需要更专业的操作。毫无疑问，茅盾文学奖一直在努力引导着、影响着创作，但从评奖的整体历史上看，在具体操作上，有时似乎还有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其一，茅盾文学奖坚持现实主义写作。但比如《古船》、《一个人的战争》等，它们在写作方法上有创新，更深刻地反映了现实，在我看来，当年的茅盾文学奖也应当给予鼓励。

其二，强调厚重，追求史诗感，不等同于字数竞赛。有时，获奖作品有史诗的字数，却还未及史诗的内涵。

其三，重视正面人物塑造，有时难免僵硬。曾经部分获奖作品为突出正面人物形象，存在刻板、虚假、单薄等问题，甚至作家直接将评论掺杂在描写中，违背了现实主义美学的要求。而《人啊，人》等真实刻画人物命运、不拔高正面人物的作品，反而被遗憾地忽略了。

其四，偏重宏大叙事，忽略个体。《大浴女》中的女性意识觉醒，《活动变人形》对个体价值的追寻，因从微观入手，反容易被误认为主题不够宏大。

文学奖引导创作无可厚非，但标准完整、减少硬伤，才能保证专业操作。如果文化资产得不到有效积累，场域就会日渐弱化，严肃文学更难聚拢人气。

    文学评奖机制的积极改变

文学奖与文学的冲突无法避免，文学奖要输出规范，而文学则要不断突破规范。毋宁说，突破本身已成文学存在的本质，它注定要逃离文学奖的桎梏。所以，文学与文学奖注定会在互相抗争、互相批评、互相协商中同行。值得深思的倒是：如何厚积文化资本，如何强化严肃文学场域。

应该看到，文学评奖机制一直在向积极方向改变。

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选时，采取大众评选与专业评委相结合的制度，共收到读者来信1.08万件，共推荐了短篇小说1285篇。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选时，收到大众选票25.8万张。到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选时，收到选票多达40.3万张。

这种评奖方式成本高、时间长，尤其不适用于长篇小说评选。所以，茅盾文学奖设立了“读书班”制度，审读组负责初选，将所有推荐作品都阅读一遍，选出前20本，并给出建议，但他们未必是最终评委。从实际操作看，审读组的推荐与最终评选结果经常不符。

在初期，各种文学奖的评委群体相对固定，许多评委多年不变，且同时担任多个文学奖的评委，容易形成“圈子错觉”。

1986年，作家乌热尔图提案，2003年《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修订稿》最终定稿，规定评委由中国作协书记处提出候选名单，人数应二倍于实际评委数量，通过随机抽取，并保证1/3以上是京外评委。

从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选开始，评委数量显著增加，提升了结果的代表性。2011年，再次修订的《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产生，并在网上及时公布。

显然，公正性已成茅盾文学奖品牌的保证。但评选本身仍有让人期待之处：好作品确实难得，严肃文学场域或许正在衰落，作家们的坚持未必能换来大众更多关注，相比于网络文学，严肃文学俨然成了一个小圈子。

其实，早在第八届茅盾奖结果推出后，学者范刘传便指出，文学创作出现了断层现象，50后作家成为主流，提出“我们欠茅盾文学奖一个反思”。

原标题：茅盾文学奖历史再思考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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