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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红学大师的忘年交,探究香山黄叶村与曹雪芹的故居之谜

2019-08-18 09:25 北京晚报 TF018

李希凡先生生前居住的地方离我很远,约四十公里;先生的墓地却离我居住的地方很近,约三公里,走过去也就一刻钟。现在去看他,我再也不用跑远路了——不同的是只有我一个人自言自语,先生只是微笑地看着我,“一言不发”。

作者:李明新


    从左至右依次为李希凡、蔡义江、李明新、李月玲

以往他都是微笑着听我唠叨,还不时呵呵笑出声,听我说完再耐心点拨我的。现在他不说话了,不劝我,也不点拨我了,但依旧看着我笑,笑我这个傻丫头都这么老了,总算成熟了那么一点点!骄阳似火,我放在他墓碑下的百合花,在他的笑里慢慢枯萎着……

2003年,我做曹雪芹纪念馆馆长的第一个春节,第一次到希凡先生家看望他。那时他住在建国门一个不大的三居室里,我很忐忑,因为我来自“村里”,而他却是我闻名已久的“小人物”,不曾想先生让我这个真正的小人物,感受到了温煦春风的吹拂。

他跟我拉家常,说自己有三个女儿,老伴因患哮喘正在住院治疗。他说你别看我这房子的面积不大,在当年可是最好的!我在先生的书房里看到徐潮老师的照片,她美丽端庄淑雅,我便由衷赞美道:“一定是班花吧?”先生呵呵笑着说:“不是班花,我们是校花!”

北京植物园的领导和红学界的“大腕”们都很支持我的工作,因此做了一年馆长的我也渐渐形成了一个工作思路。好像我第一次和先生谈起我的工作,我觉得曹雪芹纪念馆是中国第一家以“曹雪芹与《红楼梦》”为主题的景点,应该走“文化名人博物馆”这条路。先生很支持我,说我的工作思路是对的。

我们跟红学界相处时有一个“梗”,那就是黄叶村的这个院落到底是不是曹雪芹故居?1971年香山正白旗39号院老屋“题壁诗”的发现,引发了社会轰动,坦率地说,国内没有一位红学家支持这里是曹雪芹故居的。

对曹雪芹纪念馆所在地正白旗39号院就是曹雪芹故居,希凡先生直言他根本不相信这套说法,因此他从不进发现“题壁诗”的那个院落。他还说起到山后白家疃寻找曹雪芹住地的采风活动,说采风的人向当地一个老百姓询问知不知道曹雪芹是谁,那个人说“知道”,就把他们领到一个农民面前,说:“他就是曹雪芹。”我十分认真地同先生解释:“这在民间采风活动中是非常正常的事,并不能说明这里跟曹雪芹没关系。至于您对正白旗39号院的态度,您连进都没进去过,怎么能有判断呢?”

那时的我,完全沉浸在想方设法证明此地是曹雪芹故居的“氛围”里。本想请中科院借助碳十四断代法来考证年代,但是碳十四断代的误差在二百五十年到三百年——曹公从出生到现在也就三百多年;本想考证正白旗39号院最初是什么功能,是什么身份的人居住的,却苦于找不到直接证据。后来,朋友帮我请来公安部搞字迹鉴定的专家,对“题壁诗”、曹雪芹废艺斋集稿自序的双钩摹本以及曹雪芹书箱上的字做了字迹鉴定,鉴定结果是“出自一人之手”。但这个人是不是曹雪芹,依旧无法确定,因为没有公认的曹公手泽。

尽管“梗”还在那里,以张庆善先生为会长、孙玉明先生为秘书长的中国红学会大概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为了曹雪芹与《红楼梦》,支持黄叶村曹雪芹纪念馆的所有活动,让这里成为曹雪芹与《红楼梦》文化的传播基地。胡文彬先生是从1984年曹雪芹纪念馆建馆就帮助我们的,而我担任曹雪芹纪念馆馆长后,得到了更多红学家的支持,其中不乏年轻的学者们,他们还给我起了个别号——“村长”。

每次我邀请希凡先生参加活动,他都会应允;先生与众不同,因为他年纪大,更因为他有盛名。记得2005年,我组织了一个“曹雪芹《红楼梦》与奥运文化”论坛,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两位著名的奥运文化学者和十几位红学家参会,会议开了整整一上午。吃过午饭后希凡先生跟我说:“徐潮跟我一个车来的,她正在园子里转呢,估计这会儿转得差不多了。”我一听,顿时瞪起眼睛跟先生发了火:“您怎么能这样?您倒是清高了,徐老师要是在我这儿有点闪失可怎么办!植物园那么大,走丢了怎么办?”先生呵呵笑着:“她那么大人了,没事的!”之后先生再来参加活动,我都会问问徐老师来没来。

转过年春天,我邀请希凡先生和徐潮老师到植物园赏牡丹,同时请了我在园林局工作时的老领导齐处长。齐处长退休多年,行动不便,我和他的女儿小文用轮椅轮流推着他。那时希凡先生和徐潮老师身体尚健,基本不需要照顾;其实先生也很倔,八十多岁了,从不愿意让人搀扶。他看到我对老领导的关心,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给我“打了一个好分数”,这是他后来告诉我的。

我一直很直率,不想虚伪也痛恨虚伪;希凡先生认同我的执着和纯粹,也信任我的为人。现在想想,我跟先生差36岁,我们这一老一少的交情,是因为先生的宽容大度。身为长辈,他用他的人生阅历引导我、劝慰我,那些话语发自肺腑,今日想来,令我涕泗滂沱!

从2003年春到2018年10月29日先生故去,在这十五年里,我每年去看他三四次,更多时候是打电话聊天,红学界的动态、人生经历、对人对事的看法……我们无所不聊,但我一个字也不曾对外说过。后来几年,先生和我聊的经常是老年人的苦恼。2012年徐潮老师故去,开完追悼会,我扶着先生走出灵堂,他说:“村长啊,谁走在前头谁幸福。”从此以后,我就觉得先生老了,真的老了,每次见面他都会说:“村长,我们这代人该走了!”

还记得他九十岁生日时,几位老红学家给他搞了一个小型生日会,推着他的轮椅进电梯时,他说:“都祝我健康长寿,活那么长干什么?认识的人越来越少了”。的确,人老了就孤独,希凡先生也是人啊!

前年夏天,蔡义江先生和夫人李月玲老师从杭州回北京短住,我深知老年人之间虽然彼此惦念,但苦于交通不便,难以相见;又想到蔡义江先生的儿女都在杭州,再回北京可能遥遥无期,我就和我家先生开车,接上蔡先生夫妇去希凡先生家。那次他们聊得好开心,我也借机让两位先生在我收藏的著作上签名,还签了一些《红楼梦》明信片。老年人的眼睛都不好,签起名来比较费劲。蔡先生一句话不说,戴着眼镜一张张签字,希凡先生觉得有点累,问我:“村长,还有啊,怎么这么多呀?”我说:“先生加油,快签完了!”李月玲老师指着我哈哈笑:“也就是村长能‘支使’他们,你累了人,还让人高兴!”

2015年我退休了,也退出了其时担任的社会工作,能下这个决心,也是因为听了先生的劝告。他在听完我的述说后,叹了一口气: “村长,好好写你的东西吧!”

我的遗憾是没能见上先生最后一面。2018年重阳节前夕,他让李芹打电话问我去不去参加活动,“我爹想老朋友了,说见一次少一次”。我说活动我就不参加了,我会去家里看他。遗憾的是先生突然走了,尽管他已经是高寿之人,尽管他说了无数次“我们这代人该走了”!

希凡先生的墓园里,住着很多文化名人:国学大师王国维,著名文学家俞平伯,著名文学理论家钱玄同,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郝寿臣、余叔岩,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他们虽然已经降落在地上,依旧是璀璨闪耀。

我想,在这里会建起一个新的“群”——王国维先生和俞平伯先生可能成了希凡先生的座上宾。希凡先生骨头硬,一辈子从来没怕过人、没怕过事,在这个“群”里,他肯定会一以贯之地硬下去!

我为先生高兴,因为我知道他不会再受老年的寂寞之苦了!可我也深切地想念他。

微风吹过,百合花轻轻颤动了几下,先生又在呵呵笑我……

 

(原标题:呵呵笑的百合花 ,怀念李希凡先生   )

来源:北京晚报

流程编辑:TF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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