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赵慕宇

我们不妨从《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一书中寻求答案。本书系复旦大学历史系仇鹿鸣的作品，集数年研究于八篇文章，详细破解从安史之乱到藩镇割据时代，各方势力的真实心态，并以丰富史料相勾连，提出颇多创见。

过往观点认为：安史之乱种族矛盾严重，安禄山是“胡人”代表。但本书通过对（安史）燕政权的考察，认为尽管安禄山依靠蕃将蕃兵，但政治上熟练运用汉式的“五行相代”学说，建构政权合法性。此外，居于河北的士族，也有“归葬两京”习气，即无论身陨何处，最终以埋葬于长安、洛阳，作为政治生涯盖棺定论的象征，比如书中分析的严氏一族。燕政权自史思明掌权后，也更加因循唐例。

因此，燕政权攻陷两京后，唐廷高官没有太强的“异质感”，不过视其为王朝更迭，形势所迫之下，导致“为贼所污者半天下”。乱世中的世家大族多选择自保，经作者考辨，虽然唐廷与燕政权前线厮杀激烈，可世家大族之间、以婚姻关系为代表的人际网络却运作如常。相较于两军浴血奋战，士大夫阶层反倒显得自利和苟且。

本书第二章的中心人物王伷，是效力燕政权的汉人代表，也是典型案例。燕政权在后期已显示出很强的汉化倾向，像汉族士人王伷、许叔冀、邵说等已成为燕政权决策层。他们善于观察时势，虽掌权河北，却暗自输忠于唐廷，给自己预留退路。

与此同时，唐廷非常倚仗降将的游说、瓦解、归化叛变之用，许以其高位，甚至于历史记载多有回避，采用“胁迫”之意讳饰在敌经历。这说明安史叛将的处境，并非因仕伪而险恶，反而因其重要，往往得以善终。这不禁令人想到宋代《鸡肋编》所录民谚：“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动乱平定后，唐玄宗及其继任者力主严惩“贰臣”。相比对“逆臣”降将的宽容，皇帝对曾食唐禄却投降叛军的官僚，意欲展开核查及处罚。不过，这一举措在现实和意识层面都遭反弹，清查工作因涉及面太广，导致人人自危，最终草草收场。其中李岘之言颇具代表性：“况河北残寇未平，官吏多陷，苟容漏网，适开自新之路，若尽行诛，是坚叛逆之党，谁人更图效顺？”

其后至肃宗时，朝野更将对“贰臣”严厉制裁，视为苛酷滥法之举，弥漫对“贰臣”的同情。同时，对张巡死守孤城这类守节行为，舆论甚至以为无甚推崇。张巡曾在安史之乱中，死守睢阳，与敌苦战四百余次，最终弹尽粮绝，是马革裹尸的忠义典型。但正像独孤及所言：“危而去之，是智免也。”当时臣子并无以身殉国之风气，所谓苟且，也许正是唐廷庞大官僚阶层的选择。

总之，投降安史政权的变节行为，在平乱之后，依然笼罩在士大夫对“贰臣”的同情和回护中，清算之事颇有“法不责众”的味道，最终以君臣相安无事告终。显然，如宋元明清易代之时，宣扬的“忠义”观念不同，此时唐朝仍囿于世家大族联结成的官僚集团，士大夫官僚的行为和观点，依然能很大程度改变当时舆论，甚至是历史记载。像赵骅在乾元年间仕于伪廷，之后宦途不仅不受影响，反而畅达，即连史书亦称“忠义”，可谓典型事例。

我们很难说，站在维持政权的角度上，究竟该如何处置“叛徒”，但不言自明的是，为了维持高位，保护自身既得利益，唐廷的管理基石——士大夫阶层，并没有表现出皇帝希望的模样。也许，这和朝代并无关联，而是人趋利避害的选择。而无论如何，对于张巡这样能够忠于国家、忠于信仰、忠于自身的“英雄”，我们都应该抱有更深的敬意。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