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松岩

新华社资料图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尊碑》一章开头就提出“晋人之书，流传曰帖。其真迹至明，犹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为帖学，宜也。夫纸寿不过千年，流及国朝，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勾本已等凤毛矣。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勾屡翻之本。名虽义献，面目全非……流败既甚，师帖者绝不见工。物极必反，天理固然。道光之后，碑学中兴，盖事势推迁不能自已也。”据此他认为“碑学之兴，秉帖学之坏”。综上所述，康氏“尊碑”并非“卑”帖，所谓“帖学之坏”也并不是因为帖上原来的字不足为法，而是因为“纸寿不过千年”，留传下来的如凤毛麟角，又为后人重勾摹拓“面目全非”。因此，“不得不尊碑”。而在尊碑中，“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可见尊碑的最大原因是由物质条件决定的。

当然，康氏提出尊碑还有其他理由，共计五条：一、笔画完好，易于临摹；二、可以考隶楷之变；三、可以考后世之源流；四、各体毕备；五、雄奇。

这五条，并非南北朝碑所独有，晋帖、唐碑亦各有所长。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唐碑尤其是欧（欧阳询）、颜（颜真卿）、柳（柳公权）各家名碑越是有名，拓得越多，再加上自然风化及其他原因，确实面目全非。而北碑或埋藏于地下，或鲜为人知，或难于磨损，如《始平公造像记》在洛阳龙门石窟洞顶，游人可望而不可即，因而字迹保存完好。

但是，事物总有其两面性，北碑雄奇者多，是其一大优点，但过于雄奇，就难于兼顾清秀。何况北碑镌刻多用大刀阔斧，甚至有的并未书丹，而是直接用刀刻出，这就出现了刀锋和笔锋的问题--即使刀工再好，也代替不了笔，正如笔法再高代替不了刀一样。我们日常写字都是用笔，只有治印时才以刀代笔，谓之“铁书”。如果一味用毛笔去追求刀的效果，就难免造作，失之于刻板。有些碑刻或者摩崖大字，在特定环境下会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而移在纸上悬于斗室，未必看得那么舒服。

我从开始学书即喜爱北碑，把注意力都放在追求刀锋上（当时我并不知道什么刀锋、笔锋，只是照猫画虎），写出的字如同刀刻，题在画上，自己看着都不顺眼。上世纪四十年代，徐石雪先生对我说，这样练字不行，不可锋芒毕露、剑拔弩张；在国立北平艺专上学时我问黄宾虹先生的字和画是哪家哪派，老人家答复：不论“派”，而论“品”。其后我才领悟到，不露锋芒，与追求书品和画品虽然不一样，但给我的启示却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学什么不要一味追求形似，而是要追求内在的东西--神韵。这点认识总算比之前有所提高，但是进一步提高，还应该说是从启功先生那里得到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启先生并不忙，我成了启先生家的常客，常去闲聊。在刀锋、笔锋的问题上，启先生除了赠我有关的资料外，还多次阐明他的独到见解，有诗为证：“题记龙门字势雄，就中尤数始平公。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

楷书流派众多，一人一个样子，观者所见多为外貌，即装饰，如同一个人，穿衣可以肥大，也可紧身；袖子可以卷起，也可加水袖。颜体肥，柳体瘦，宋徽宗的瘦金书还不是如同紧身衣加水袖。但无论外貌如何变，字的结构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启功先生时常要求练习书法的同道用透明纸铺在不同字体的同一个字上面，不管笔画粗细，也不管起、住笔的装饰变化，只按每笔中线去勾，然后放在一起对照研究。从中可以看到，这些不同字体的字，间架结构是多么的近似。

刀锋、笔锋虽只有一字之差，但要深入钻研其内涵，却是大有学问。这么多年来，我似乎是找到了点什么，但又像还没找到什么，总之是还未找到点子上。

很多人都懂得学书法要有字外功夫，既要学书法理论，还要有多方面的文化素质，即所谓“读万里书，行万里路”。我觉得还应该有点“字内”的功夫--这里所指既不是点画和结构，也不是气韵，而是凝聚在点画与结构之内的东西。古人曾有颜筋柳骨之说，那指的还是笔画，这里要说的是点画中间的一种“力”。打个比方，如像针灸所作用的对象--经络，不仅人眼看不到，就是连解剖也找不到，但它确实在起作用，并且是很大的作用。“透过刀锋去看笔锋”，也就是在具象中去找抽象的东西。这个比方可能不恰当，但我没有更恰当的词来说明，只好当个间题提出来，以求教于方家。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