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奚耀华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招贴画

从瓦尔特切入萨拉热窝，这恐怕是中国人特有的视角。我看这部影片是在上中学的时候，在那个文化生活贫乏而枯燥的年代，《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上映，让中国观众接触到一种完全不同的电影语言，视觉受到强烈冲击，从此便埋下了深深的“瓦尔特情结”。他们知道世界上有个国家叫南斯拉夫，南斯拉夫有个城市叫萨拉热窝，萨拉热窝有个反法西斯英雄叫瓦尔特。

然而今天，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它分化为六个独立国家，萨拉热窝就是其中波黑共和国的首都。这座夹在狄那里克山脉之间的狭长城市，被米利亚兹卡河分为南北两部，老城区在河的北岸。我们到达时雨停了，但天空依旧阴沉，深深的背景映衬着被雨水打湿的城市，像一张托裱过的画，色彩浓重而又轮廓鲜明。

贝格大清真寺广场，电影中钟表匠的牺牲地

萨拉热窝老城区又称巴什查尔西亚，走在大街小巷，引人注目的是不同形式的宗教建筑：由宣礼塔和圆顶构成的清真寺，高大明快有着蒜头顶的东正教堂和哥特式风格的天主教堂，直观而清晰地反映了萨拉热窝多种宗教并存以及信奉不同宗教民族之间相互交割、纠缠的现实，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欧洲耶路撒冷”。他们之间有时和睦相处，有时则兵戎相见。爆发于1992年、历时四年之久的波黑战争就是矛盾不可调和的集中体现。今天的萨拉热窝，一些高大建筑物墙体上的累累弹痕和数以千计的墓碑，记载着三大民族之间的历史恩怨，这表象的背后，抑或还潜藏着东西方大国渗透、影响的影子，其利益与信仰的冲突甚至比耶路撒冷更为复杂。

老城区布满弹痕的墙体

1450年后，奥斯曼帝国统治了萨拉热窝，鼎盛时期的繁荣仅次于伊斯坦布尔，因此这里的景观具有浓郁的阿拉伯风格，是波斯尼亚民俗与土耳其风情交融的产物。行走间，不时有裹着面纱的穆斯林女子步态款款地与你擦肩而过，电影中的萨拉热窝仿佛离我很远，这座城市竟然是陌生的。我的思绪已然游离出电影的氛围，甚至有些恍惚和茫然起来，直至来到地标性的大清真寺广场，我零乱的思绪似乎才被重新聚拢。贝格大清真寺是波斯尼亚人的精神圣地，也是电影中钟表匠谢德牺牲的地方， 刚刚在车上重温过的场面随即浮现眼前：谢德只身前往敌人的伏击地点，在击毙了接头人之后身中数弹，此时影片用了一个中长镜头——他的身体缓缓倒下，近景是一群被枪声惊飞的鸽子，镜头则在一片钟声中向上摇起，指向天空，喻示着死者灵魂的升华——这是影片中的一个经典镜头，我第一次看到，便留下了深深的印象。电影比之文学，因为具有画面感而更容易被记忆所贮存，在这样的实景下进行回味，自然有了穿越的异样感觉。离大清真寺不远，是电影中的另一处代表性场景——钟楼，它建于1667年，曾是城内唯一的公共时钟。影片中瓦尔特就是在这座钟楼顶用机枪向包围过来的德军扫射。银屏上的他左右开弓，英姿潇洒，令观众激动不已，于是瓦尔特便和后来红极一时的日本影星高仓健一起，成为中国观众心目中追崇的硬汉形象。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是由南斯拉夫波斯纳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部战争片，由莱博维奇编剧、哈·克尔瓦瓦茨执导、日沃伊诺维奇主演。影片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游击队长瓦尔特凭借超人的智慧和勇敢，让打入内部的假瓦尔特原形毕露，成功挫败了德军阴谋的故事。电影在情节构成和人物塑造上紧凑饱满，具有很强的观赏性。该片于1972年在匈牙利上映，1973年底引入中国，随即引起轰动，使得当时占据银屏的赵四海、高大全等形象黯然失色。

清真寺和钟楼让我重逢了心目中的萨拉热窝，此时，阳光适时地透过云层铺洒下来，晕染着我的心情。当我走在风情别致的工匠街上，电影的情节竟又被延续了。奥斯曼帝国为萨拉热窝带来了铜器制作工艺，包括餐具、烛台、咖啡具等，这条石板路的街道就错落有致地聚满了这样的店铺。我无意间在一家铺面门口发现了一块招牌，上用中文写着：“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的铁匠铺拍摄场景，现在的老板是电影中铁匠的儿子——欢迎中国朋友”，顿时，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 影片中的另一个场景也不失时机地覆盖了这条街道——瓦尔特和游击队员冲破包围撤入工匠街，敌人则紧随其后，这里的工匠们用持续性敲打干扰德军的搜捕，敲打器皿的节奏加剧了情节的紧张气氛，而工匠们的木讷表情又与尖锐的场景形成鲜明反差，以凸显内在的焦虑和不安。这一情景因场面诡异、奇特而印象深刻，其中有两个工匠的特写镜头，不知这家店铺的老板是其中哪一个的儿子？但这似乎并不重要，这块招牌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信息：老板深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在中国的强大影响力，用此来抓住中国人的心理，以期得到生意上的最大收获。

被刺杀的斐迪南大公,与茜茜公主也有渊源

有人说瓦尔特的形象就是二战期间巴尔干地区抵抗组织领袖铁托的化身，当然这仅仅是一种猜测。然而在1935年苏俄最重要的情报机构共产国际的档案里，有一位负责巴尔干地区及南斯拉夫共运的中年人，他的化名就是瓦尔特，这位中年人是谁，人们想一想便不难得出答案。

萨拉热窝因为瓦尔特而变成了一个传奇。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形成的反法西斯同盟，暂时掩盖了区域性的民族隔膜，使这里正义的内涵不再扑朔迷离，萨拉热窝人以空前的一致性抗击着德国侵略者。在巴尔干的历史长河中，这种一致性甚至比传奇更为稀有，因而显得格外珍贵。此时，我想起影片结尾时德军上校冯·迪特里施说的一句话：“你看到这座城市了吗，他，就是瓦尔特。”当然，他说这句话时是极度沮丧的。

米利亚兹卡河浅吟低唱地穿过萨拉热窝市，有河相伴的城市是幸运的，它使城市变得生动而有活力。有河便有桥，桥的不同形态丰富了城市的景观，抑或还有与桥相关的故事和传说在积淀着城市的内涵。然而当年发生在拉丁桥边的事件，就不是故事和传说所能概括的了，它甚至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

雨后的萨拉热窝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到萨拉热窝检阅针对塞尔维亚人的军事演习，已经获得自治公国地位的塞尔维亚强烈要求摆脱奥匈帝国的控制，激进的青年人在斐迪南夫妇途经的地方多处设伏，在错过了一次谋杀机会后，终于在斐迪南夫妇的车队从市政厅返回经过拉丁桥头时，由青年普林西普上前开枪击毙了他们，这就是震惊世界的萨拉热窝事件。一百多年过去了，有关这次事件的资料，被陈列在桥对面的一战纪念馆里，其中就有行刺时所用的手枪和现场照片。拉丁桥头枪声之后，德国公开鼓动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进行“彻底清算”，而俄国和法国则开始调动部署军队以支持塞尔维亚，几方剑拔弩张，一个月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这原本是一个严峻的政治事件，然而我们若从人物的身份和时间上向前推移，竟然可以引申出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并连带出一部优秀的艺术电影，这一切要从被刺杀的斐迪南大公说起。

斐迪南大公是谁？他是奥匈帝国国王弗兰茨的侄子，而当时的王后、斐迪南的大伯母，就是大名鼎鼎的茜茜公主。1955年，由联邦德国与奥地利合拍的、以茜茜身世为主题的电影三部曲《茜茜公主》在奥地利上映，导演和编剧均为马里施卡，由奥地利新星罗密·施奈德主演。影片讲述了活泼可爱的巴伐利亚公主茜茜与奥地利国王弗兰茨一见钟情，并不畏严苛的宫廷规制，追求自由与爱情的故事。据说影片中饰演茜茜的施奈德外表和气质与历史上的茜茜公主十分相像，出演时年仅16岁。影片对当时奥地利危机四伏的现状极尽弱化处理，浓墨重彩渲染了茜茜公主美丽、善良、率性的一面，而弗兰茨也被刻画成一个比真实更加完备的开明君主。

影片以浪漫主义的风格加以呈现，使作品具有了轻松明快、雅俗共赏的艺术品位，一经上映便风靡世界——豪华美丽的宫廷场景、旖旎迷人的自然风光加上动听悦耳的交响配乐，尤其是施耐德芳华绝代、清纯甜美的形象，无不让世人为之倾倒，她为这个颓势毕现的阴郁王朝，增添了一抹最后的亮色。

《茜茜公主》，电影与史实

如果说以16岁的芳龄表现一个追求爱情与自由的少女尚在情理之中，那以皇后的身份在处理复杂国事和情感纠葛时所表现出来的沉稳、淡定和高贵气质，16岁的施奈德又是如何做到的呢？或许她是个天才，她天真烂漫的性格和纤瘦的腰身仿佛就是天然的公主，因而才能将茜茜演绎得如此妩媚动人，成为人们心中的一代女神。然而红颜薄命，1982年，43岁的施奈德因心脏病而去世，从此香消玉殒。真实的茜茜死于1898年，然而直到1982年，世界上才真正地永远失去了茜茜公主。

历史上的斐迪南大公与茜茜公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父亲路德维格大公在少年时就爱上了茜茜，这在电影中也有详细的表现，这一情节增加了故事在情感线索上的缠绵悱恻，进而突出了茜茜的人格魅力。而现实中的茜茜在情感问题上则颇为坎坷，她唯一的儿子、哈布斯堡王朝嫡传的皇太子鲁道夫于1889年殉情自杀，使得后来的斐迪南大公被替补为王位的继承人，这位有着杀戮癖好和极强占有欲的王储，在处理内政外交事务时种种激化矛盾的错误主张，有悖于鲁道夫已经展露的“共和民主”政见，从而失去了以相对和平的方式化解奥地利相关属地纠纷的最后机会，最终导致在萨拉热窝被刺杀。而鲁道夫的死作为母亲的茜茜是有责任的，如果她对鲁道夫多一些关爱和理解，使他能够正常地接替王位，奥匈帝国的前景或许会有另一种走向。当然，这种“如果”今天看来已经毫无意义。与儿子多年情感上的疏离，使茜茜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甚至在感情上她已被彻底击垮。

圣心大教堂前用红漆保留的血迹

电影《茜茜公主》把一段脍炙人口的爱情故事交织在奥匈帝国社稷与时局处于动乱的大历史背景下，虽浪漫有余却缺乏必要的深刻，也许导演并不追求深刻，但松弛娱乐的底色与当时奥匈帝国的实际状况毕竟不符，反而还有了“隔江犹唱后庭花”般的粉饰与偏离。然而，影片以这样的面貌呈现却另有意图，对当时二战后欧洲普遍存在的沉重和低迷情绪，奥地利想以这种特殊的怀旧方式，重塑人民向往美好的信心，以消除战争的阴影。这不禁让我想起了眼前，经历了四年惨烈的波黑战争，萨拉热窝人会以什么样的态度抛弃梦魇，重造光明？这是一个敏感而又难以解答的问题。我看到了在鲜花背后那弹痕累累的墙体，圣心大教堂前用红漆象征的斑斑血迹……保留这些究竟是为了不忘仇恨、还是珍爱和平，我无法确定。在历史上，萨拉热窝因不止一次地引燃战火而被称为“巴尔干火药桶”，这种角色还会延续下去吗？影片中茜茜说过一句话：“光明总是与黑暗在一起，这样才能感到光明的可贵。”这好像是一种预设的提示，在这提示下，萨拉热窝注定是一座凄美的悲情城市，就像我在莫斯塔尔购买的一张CD，那是土耳其大提琴曲《最后一座桥》，悠扬而忧郁， 听了就会放不下，但你的心情却始终无法明朗起来。

如何超越种族、信仰以及政治的樊笼，以一种具有审美的维度，去寻求精神层面的共存，或许是舔舐伤痛、消除隔阂的一种理想。在塞尔维亚，我曾抓拍了一个四口之家——一对青年夫妇怀抱着两个孩子，正面对自拍的手机露出灿烂的笑容——从摄影艺术的角度看，照片的效果应该令我满意，但我更在乎这花一般纯粹的笑容，这是今天巴尔干的笑容，是历经十几年休养生息后才得以绽放的，它应该是一种开始，而不是昙花一现，祈祷他们的未来永远与笑容为伴。

茜茜公主抚慰过巴尔干大地，瓦尔特保卫过萨拉热窝，而今天的萨拉热窝如同大病初愈，尚需要呵护和关爱，我们无法期待新的偶像，要实现这个目标只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和平。

来源：北京晚报 摄影 奚耀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