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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时期罪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造成的混乱不亚于美国西部

2019-07-19 00:58 北京晚报 TF011

1850年1月31日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流放转移至鄂木斯克的刑罚堡,那时的西伯利亚基础设施和行政机构正遭受着数十年资金短缺和疏于管理带来的危害。可以说这位大文豪来到了一个寒冷而又严酷的真实地狱。除了刑罚与劳役以外,恶劣的环境,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哥哥的信中崩溃地吐槽:“在鄂木斯克堡的监禁生涯是对我灵魂持续不断的无情打击……周围是永恒的敌意和争吵,诅咒、哭泣、喧闹、咆哮……四年来都是如此!”

《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

作者:胡月


结束这段流放生涯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西伯利亚流放为素材写就了一本远没有他其他作品那么著名的小说《死屋手记》,书中以虚拟人物戈梁奇科夫的视角,讲述了他眼中的西伯利亚,这个没有屋顶的死亡之屋。现任职于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历史系的丹尼尔·比尔教授,则借用“死屋”之名,将他多年来从俄罗斯收集的一手材料,汇聚为一本对沙皇时期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研究的经典历史著作。便于为人们展示俄罗斯历史上这段反抗与救赎,惩罚与革新交融的历史。

俄罗斯被乌拉尔山从中隔开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西部是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主要城市莫斯科、圣彼得堡都在这边,是俄罗斯最为耀眼的门户,也是俄罗斯的中心地区,而东边便是俄罗斯门户以里的黑暗腹地西伯利亚。

蒙古这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衰落之后,俄国迅速发起了“领土聚合”行动,突袭了西伯利亚的大片领土,重新收回这块土地,但苦于西伯利亚恶劣的天气,难以对这片广阔的领土进行开发,在沙皇政府的设想中,所谓的互利互赢的流放制度便应运而生。将有害于沙俄社会的不法分子流放过去,既能向民众显示沙皇的仁慈稳定社会治安,又能通过劳役让他们改造西伯利亚从而定居于此增加人口,这种想法听着好,但是在实施过程不但没有达到效果,反而成了沙皇的反对派中心,成为沙俄政府倒台的催化剂。

流放制度在人类统治史上并不稀奇,1787年到1868年间,英国流放约16万罪犯至澳大利亚,而法国1860年至1900年间向海外流放了5500名罪犯,然而沙俄却在1801年至1917年流放了超过100万人,可谓把流放制度发挥到极致。沙皇统治者们设想能改造罪犯,改造西伯利亚,让那里成为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天堂。随着沙皇幻想的破灭,流放地被低估的恶劣环境,让流放者不但成为社会的弃儿,还成了当地混乱的制造者。

流放制度在沙俄时期并不健全,当政者只想到了如何惩罚这部分人,却没有考虑到如何保障这部分人能够在这项制度下生存。首先,交通就是个大问题,西伯利亚极其糟糕的基础设施建设,让罪犯不得已必须徒步到达处罚地,冬天也不例外要在零下三十摄氏度的天气下赶路,沿途糟糕的休息条件,让众多罪犯像牲口一样挤在一起,斑疹伤寒、痢疾、霍乱、肺结核等疾病在这样糟糕的条件下蔓延。还有流放罪犯们的权力争斗,对女性犯人的性侵害,押送军官的贪污腐败和虐待行为,这样的问题始终贯穿整个流放制度。这还仅仅是在流放的路上,还未到惩罚地点,就已经这么多问题了,直接威胁到罪犯们的生死。一个流放制度甚至比死刑还要残酷时,很多有生命危险的犯人不得已而选择铤而走险,不是反抗就是逃跑,成为西伯利亚的不安定因素。

作者在“收缩的大陆”这一章讲到,这些铤而走险的犯人,对西伯利亚的社会治安、经济等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在执政者的眼里,除了惩罚之外带着非常强烈的殖民色彩,一方面希望罪犯能够改过自新在西伯利亚定居,用文化和劳动带动西伯利亚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这毕竟是一项惩罚制度,不是单纯的鼓励移民,执政者必须把这些罪犯投放在最为落后、艰苦的环境中,并且不提供帮助让他们自力更生,才能达到惩罚效果。这显然是有矛盾的,最后的效果就是,铤而走险的罪犯并没有在西伯利亚偏远地区定居,而是集中在发展比较好的城市,成为流民,成为凶恶的歹徒。这反而阻止了真正的殖民者,让他们这些愿意去淘金,愿意为国家开垦荒地的人们担心自己的安全,而放弃前往这片土地。而当地农民经常遭遇到抢劫、谋杀、纵火、强奸的威胁,他们还要用自己的劳动供给这些流放者吃喝开销,为他们纳税。这对于很多的当地人是极为不公。罪犯的到来,也给西伯利亚这个地区带来了堕落、酗酒和犯罪科学。有些罪犯合伙抢劫村庄,也有村庄合伙猎捕逃犯换取赏钱的事,整个西伯利亚混乱不亚于美国狂野的西部。

因为流放者以男性为主,沙俄政府要是想让他们踏踏实实地在流放地安家,还必须考虑家庭因素,所以当时规定流放者的妻子和孩子可以作为自由人一同前往西伯利亚,起初还是自愿,到了后来就变成了强制随同。这种强制让女性成为其丈夫的专属奴仆。很多跟随来的妻子难以忍受恶劣的环境和与世隔绝的状态,金钱的匮乏、社会的不安、超负荷的劳动都让很多流放家庭难以维持。女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有跑掉的,也有麻木失去自我意识的。甚至生活所迫让她们不得已用性来换取生活所需,而一些流放者也意识到让自己的妻子、女儿通过出卖肉体而换取物品,要比自己勤苦劳动容易得多。道德的沦丧对于这些罪犯而言或许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

被流放者不乏对沙俄政府持反对意见的人,他们其中有让俄国文学辉煌的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契科夫、托尔斯泰,他们曾在流放途中激发出了对人生别样的感悟。又如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他们皆以自己曾经被流放,曾经体会过最底层人民生活的经历而光荣。

《死屋》作为一部了解俄国刑罚制度的历史书,作者通过在俄罗斯一年半阅览的大量资料、十九世纪的报道、小说和官方报告,将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在这一制度中的悲哀、抗争、冷漠等等都写了出来。他写流放制度并不只是为了显示沙皇专制的腐败、残暴而存在,而是把现代理念对于过去制度的深刻思考展现在众人眼前。

 

来源:北京晚报

流程编辑:tf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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