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宗春启

京城五镇之说，见诸《清朝野史大观·京师五镇》：“京师俗传有五镇。”此五镇分别是：东方之镇黄木厂；南方之镇烟墩；西方之镇大钟寺；北方之镇昆明湖；中方之镇景山。

五镇分列于五个方位，对应金、木、水、火、土之五行；每个方位正好可以占两个天干。于是有了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的说法。

《清朝野史大观》是一部辑录清代遗闻轶事的著作，于民国初年的1915年编辑出版。书中收集了有清一代二百数十年间的逸闻轶事，文章来自清人的野史笔记，上自宫闱秘闻，下至坊间杂论，巨细无遗，蔚为大观。关于京师五镇的说法，文章说来自“京师俗传”；从所列的五镇之物来看，此说形成于乾隆年间。

黄木厂有“神木”？

东方甲乙木之镇为黄木厂，其实应为黄木厂之木。黄木厂应为皇木厂，又称神木厂，位于广渠门东一公里、通惠河南200米处，是明代永乐年间营建紫禁城存放木料之处。《天咫偶闻》记载：“大通桥之南有皇木厂，属工部”——皇木，即皇家之木料。永乐四年秋天，朱棣任命泰宁侯陈珪负责营建北京宫殿的工程，派大臣前往四川、湖南、湖北等地采伐木材。十余年后，大量木材运抵京城。不难想象，永乐十八年前后，这里堆积了大量木材，都是采自南方、通过运河运到北京的。明末清初孙承泽的《春明梦余录》中说：“京师神木厂所积大木，皆永乐时物。其中最巨者，曰‘樟扁头’，围二丈外，卧四丈余。骑而过其下，高可隐身。”也就是说，直到明朝末年，这里还堆积着许多粗大木料。“樟扁头”是最大的一根，长十多米、直径超过七米，横卧在地上，看不到对面骑马的人。此外还有几根，都有名字刻在木上，如：“王二姐”“张点头”“嫌河窄”“混江龙”什么的。

为什么叫神木？据传说，负责采集木料的大臣在四川大凉山发现一批特大金丝楠木，正要令人砍伐，晚上雷声大作，这些树木都消失了。第二天一看，这些木材都已经浮出山谷、抵达江上了。朱棣听说这件事非常高兴：“此乃神助我也！”遂命名这批木材为“神木”。这个说法不经之甚，姑妄听之可也。

到了清朝，这批神木已经历时二百年，太阳晒风雨淋木质腐朽。乾隆皇帝下令予以保护，并修栏建亭，立碑以记。碑文为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皇帝御制的《神木谣》从这首《神木谣》中“甲乙青气镇权舆”的诗句来看，乾隆二十三年，此神木已经列为“五镇”之首了。

新中国成立后，碑亭已坍塌，神木更为腐朽。1952年，北京钢琴厂在这里选址建厂。上个世纪70年代，该厂将残存神木破成板材做成了八张会议桌。

现钢琴厂已然迁走，乾隆《神木谣》碑已被重新树立起来，供人凭吊。

烟墩本是烽火台

南方丙丁火之镇是永定门外的烟墩，又称为燕墩，俗称石幢，在永定门外一里多。昔人有诗云：“沙路迢迢古迹存，石幢高立号燕墩。大都旧事谁能说？正对当年丽正门。”

烟墩原是一座烽火台。据说始建于元代，原为土台，至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北京修筑外城时，才包砌以砖。它有两丈多高，上窄下宽；北面西偏有一石门，进门拾阶而上可至台顶。台上缭有围墙，正中央立着一座方碑，碑顶有石檐，檐下有石雕3层，碑顶为四角攒尖顶，四脊各有一龙。碑的北南两面分别镌刻着乾隆皇帝写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两篇文章：《帝都篇》和《皇都篇》。

燕墩1984年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0年维修了台顶部分，并对碑身进行了防护处理。2004年辟为燕墩公园，规划面积1.19公顷。2012年，燕墩与北京中轴线上其他建筑一起参与北京中轴线申遗。

关于丙丁火的南方之镇，还有个良乡昊天塔的说法。因为昊天塔立于燎石岗上，燎石岗上的土为红土，据说是宋朝的孟良来此盗杨业之骨，将随身带的火葫芦摔碎后燃起大火，将山冈烧成红色的。选这里为南方之镇，也是因为在京之南、又有“火”的因素。

《昊天塔孟良盗骨》是一出杂剧，演述杨家将故事：杨令公死后，骨殖被辽人挂在昊天塔，每日箭射，灵魂受辱，托梦杨景（即杨六郎）搭救。杨景与孟良一起来盗骨，辽将韩延寿发现，率兵来追。杨景逃至五台山，遇见失散多年的杨五郎。五郎设计杀死了韩延寿，祭奠亡父。剧中的故事不是历史。昊天塔宋辽时期位于两国边界的辽国一侧，有军事瞭望塔的作用。

朱棣为什么造永乐大钟？

西方庚辛金之镇是大钟寺的大钟。大钟寺为始建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的觉生寺，因永乐大钟迁于此寺，俗呼为大钟寺。

永乐大钟铸于明京师铸钟厂，铸成后存放在汉经厂。永乐年间，遇到万寿圣节等节日，都在汉经厂作佛事。明万历年间，神宗朱翊钧将其从汉经厂移置万寿寺，每天由六个和尚敲钟。天启年间，时局动荡，朝中有人说：京西为“白虎地”，不宜有钟声。于是大钟被弃于地上。

清朝的君臣们根据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之说，认为大钟属金，北方属水，金水相生，因此，应该把它放在京城之北。于是雍正皇帝最后决定，将此钟置放在地处“右隔城市之嚣，左绕山川之胜”的觉生寺。雍正十一年（1733年），大钟被移至觉生寺，并专门修建一座上圆下方的两层钟楼，用以悬挂大钟。直到乾隆八年（1743年），移钟工程才告最后完成。据说乾隆皇帝驻跸圆明园时，每天都要侧耳遥听大钟寺的钟声。

朱棣为什么要铸造永乐大钟？据说依据是《太祖实录》里的说法：“唯功大者钟大。”其实不尽然。

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封为燕王，燕王府即是昔日元大都的皇宫。朱元璋死后，将皇位传给了他的长孙朱允炆。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攻下南京，从他侄儿的手中夺取了皇位，并迁都北京。因为他的皇位是建筑在无数死难者尸骨之上的，未免于心不安，为了超度亡灵，于是下令铸造了这样一口大钟，敲一下，等于把周身的经咒念了一遍。

永乐大钟有“五绝”：第一绝是形大量重、历史悠久；第二绝是铭文字数最多；第三绝是音响奇妙优美；第四绝是悬挂方法科学；第五绝是铸造工艺高超。

永乐大钟重46.5吨，在没有起重设备的清朝，是怎么把它拖到大钟寺、又是怎样把它挂起来的？据说是在冬季，挖一条大沟，沟中泼水冻成冰，用大批牲畜通过冰道把大钟拖到大钟寺工地，再把它滑到一个高起的冻土堆上。来年开春，打地基、架屋梁、盖钟楼。钟楼建好后，大钟已然在梁上了。挖去大钟身下的土，大钟便悬挂起来了。

永乐大钟，凝结着我国古人冶炼、铸造等多方面的智慧。

前要照 后要靠

北方壬癸水之镇是昆明湖，位于京城河湖的上游。当时除此之外，京城近畿再没有更大的水面了。

昆明湖原名西湖、西海子，初由玉泉山的泉水汇集而成，因位置在瓮山之阳，又称瓮山泊。元朝郭守敬为补充通惠河水量，修筑了一道从昌平白浮泉至瓮山泊的堤堰，将白浮泉及西山诸泉之水引入瓮山泊，使之成为一个大蓄水池。及至清朝，瓮山泊水草丛生，泥沙淤积。乾隆十五年（1749年），乾隆皇帝为给其母亲庆祝六十大寿，在瓮山上建造大报恩延寿寺，更名瓮山为万寿山；又以兴修水利之名，动用国家帑金雇用民夫，芟除杂草，疏浚泥沙，围湖造堤，设置涵闸，使“新湖之廓与深两倍于旧”——面积扩大了一倍，深度是原来的两倍，“及湖成而水通，则汪洋漭沆，较旧倍盛”，更名为昆明湖。乾隆皇帝在御制《万寿山昆明湖记》碑文中说，自昆明湖修成之后，通惠河水量更充裕，有利于漕粮和货物运输；京城护城河里的水多了，原来深不足一尺，现在有三尺深了；海淀过去没有水田，现在水田越来越多了；还能利用这片水域操练水军。大臣们恭维说：昆明湖“实万世永赖之利也”。

乾隆皇帝亦作诗为自己歌功颂德。在今天看来，乾隆皇帝疏浚昆明湖，确实是给后人做了一件好事。

颐和园昆明湖边，一尊铜牛卧伏在雕花石座上，以神态生动、形似真牛著称。这尊铜牛于清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铸造，称为“金牛”，据传是为镇压水患而建。牛背上还铸有八十字的篆体铭文《金牛铭》。

中央戊己土之镇是景山，在神武门北，原名煤山、万岁山，形成于明朝永乐十五年，是永乐年间拆除元故宫、修建紫禁城时，用建筑废墟、渣土和挑筒子河的泥土堆积起来的。这一点，已经于1963年有关研究单位钻探得到了证明。

堆起一座景山，是为了给紫禁城充当镇山。按照“前要照、后要靠”的说法，紫禁城之北需要有座山。北海的琼华岛，曾经是元皇宫的镇山。明朝的皇宫向东移了，所以要再堆起一座来。

景山是北京城中轴线上的制高点。登上景山可以眺望大内、俯瞰全城。清代的时候，每逢重阳节开放一日，准百姓登临。但是“不与门吏接洽、赠以金钱，仍不能入也”。

京城五镇的说法可能不科学。但是这五镇增添了北京城的历史厚重感，丰富了北京城的文化内涵，甚至还影响到了北京城的气候环境，不失为前人留下的宝贵遗产，很值得珍惜。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