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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庆十六年间倾其所有助厦大办学,曾帮协和医学校授毕业生学位

2019-06-26 02:31 北京晚报 TF021

提及晚清时期的华侨林文庆,在中国知之者不多。即便是知道他的,也多是了解的他不太“光彩”的一面:鲁迅曾“骂”过他,说他是“尊孔的英国籍中国人”。

作者:林冠珍


林文庆(1869-1957)

事实上,林文庆这位“英国籍中国人”,有着传奇而丰富的一生。在他的出生地新加坡,林文庆有着非常显赫的声名。在当时的英属马来亚,他与辜鸿铭、李光耀合称为“英属三圣”。如今的新加坡,不止历史教科书中有林文庆的记载,还有以他名字命名的街道和车站,如:文庆路、文庆站。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他也极具影响力,他甚至见证了众多重大历史时刻: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林文庆就在孙中山身旁。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林文庆担任厦门大学校长,以一己之力,帮助彼时为私立性质的厦门大学,走过了十六年的艰辛发展历程。与鲁迅的交恶,正是林文庆在厦门大学任校长时。

后来因为时代的原因,林文庆消失在中国人的视野里。近年来,关于他的研究不断深入,他不平凡的一生,渐渐为人们所知。日前,有研究者又发现了林文庆在北京活动的资料,他通过自己的影响力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十六年间倾其所有助厦大办学

几年前,笔者策划出版了国内第一本林文庆传记——《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严春宝著),总算了却了一桩心事:为淹没在历史中的林文庆正名。

林文庆,字梦琴,祖籍福建。1869年,生于新加坡一华侨家庭。幼年时,父母双亡,他由祖父抚养长大,后来进入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学习。1887年,林文庆毕业时,因成绩优异,获英女皇奖学金。林文庆是获得该项奖学金的第一个中国人。此后,林文庆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1892年,23岁的林文庆获硕士学位,第二年回新加坡行医。林文庆的医术受到了新加坡人的广泛认可。当时,时任大清驻星洲(即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患肺病,林文庆药到病除,黄遵宪赠匾:“功追元化”(华佗字元化)。

此后,林文庆在新加坡的影响不断提升。他首倡种植橡胶,为东南亚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林文庆后来被陈嘉庚称之为“树胶种植之父”。自1912年起,林文庆还联合友人先后成立了华商、和丰与华侨三家银行(三家银行最终在林文庆的撮合下于1932年合并成为当时新马华人企业界规模最大,也是今日新加坡规模最大的三大银行之一的华侨银行)。

林文庆非常重视教育,他创办的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以及中正中学,时至今日,仍然为新加坡的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林文庆还是今日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前身——爱德华医学院的主要发起创办人之一。

1929年厦大刊出的描绘林文庆辛勤办学的木刻

更重要的是,林文庆一生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他成立华人改革党、组织华人好学会、创立南洋孔教会……因为其卓越的影响力,1895年起,林文庆先后担任过五届立法议会的议员,一直到1921年前往厦门出任厦门大学校长之后,他才彻底告别新加坡政坛。从这个角度来说,林文庆堪称殖民地时代华人社会最重要的政治家。

这个身份,也使得他与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有了紧密的联系。因为组织“华人好学会”,1900年,林文庆与康有为相识。此后,他与孙中山结为知己。不过他俩结识的过程非常曲折。

1900年7月初,孙中山与康有为的共同朋友——日本人宫崎寅藏(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曾协助康有为到日本躲避追捕)到达新加坡。时如惊弓之鸟的康有为将宫崎寅藏误认为刺客,使宫崎寅藏身陷英殖民地政府的囹吾之中。孙中山为营救宫崎寅藏从越南西贡赶到新加坡,结果也差点被羁押。幸好,时任殖民地政府议员的林文庆从中斡旋,才使得孙中山等人安然离开新加坡。从此,林文庆与孙中山之间的终生友谊也由此开始, 林文庆在新加坡的住所,一度成了孙中山流放生涯中可以“摆脱一切惊吓的安乐窝”。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林文庆则受委担任其机要秘书兼军医官,第二年升为卫生部总监督。

在新加坡,林文庆与陈嘉庚关系非常要好。林文庆稍长于陈嘉庚。林文庆在新加坡热衷于教育的行为和思想,很早就对陈嘉庚产生了影响。1920年,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最初请邓萃英做校长,邓萃英不久辞职,陈嘉庚遂请林文庆出山。1921年,52岁的林文庆欣然应允,成为厦门大学的校长。林文庆一当就是十六年。

在厦大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厦大基本上是依赖于陈嘉庚个人的财力支持。然而,到1929年后,陈嘉庚公司开始出现巨额损失,1934年2月后,陈嘉庚就再无财力继续支持厦大的办学了。身为一校之长的林文庆,不得不接替陈嘉庚肩负起了为厦大筹款的重任。

1937年,当68岁的林文庆将厦门大学交归国有,亲手将厦大交给国民政府派来的接任者萨本栋的手中,并从厦门回返新加坡的时候,他几乎一无所有了,就连他晚年在彼得逊的寓所还是友人赠送给他的。

关于林文庆与厦大,绕不开的一段公案就是鲁迅与林文庆的“交恶”。1926年9月鲁迅来到厦大,1927年1月,鲁迅在厦大呆了四个多月便匆匆离去。很多学者认为,因为鲁迅与林文庆之间思想理念的不同(林文庆满腔热忱推崇儒学,而鲁迅对儒学抱着批判的态度),导致鲁迅被校长林文庆“逼迫”离开。《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的作者严春宝,在书中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两人的确存在观念的冲突,但两人接触的机会实际并不多,鲁迅离开厦大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对于许广平的思念以及周边其他同事在文学观念上的极大差异。鲁迅离开厦门大学时,林文庆还宴请了鲁迅。可见,两人并没有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助协和医学校

授毕业生学位

因为《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是第一本林文庆传,也因为国内对林文庆的研究还较冷门,研究还待深入。翻阅这本传记中的“林文庆年谱”,看到林文庆是1911年奉清廷肃亲王谕令,从南洋前往北京担任清内务部医务顾问及北京西医院监督。不过,笔者最近在翻阅《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中,看到一封1910年10月21日,《泰晤士报》记者“北京的莫理循”的朋友谈到林文庆的信(莫理循和林文庆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校友,或许在林文庆到北京之后,两人的关系就比较密切),说明至少在1910年,林文庆在北京已是非常活跃而有影响的人物了,而且林文庆还在北京做出了一件颇具影响的事。

林文庆为协和医学校争取而来的毕业证书

这封信是英国驻华使馆的医生乔·道·德来格从北京写给回到英国休假的莫理循的。莫理循于1910年1月从北京出发,以记者身份,独自穿越中国西北,并对丝绸之路做了为期半年的考察,后从新疆出境,经俄国回英国休假。直到1911年3月,莫理循才再次回到北京。莫理循离京后,委托乔·道·德来格替他照看位于王府井大街的家。

乔·道·德来格在信中说:

中国正在大办教育,人们惊讶地看到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小伙子成群结队地涌入北京,他们能够讲英语(讲得不见得很正确),并准备依次通过数学、政治经济、普通地理学的考试,所有的人都梦寐以求地想去美国。教育部袖手旁观,不予帮助,因为那个部的官员都是些无能的官员,丝毫不想进步。这些官员的信条之一是限制一切教会学校,不予任何承认或鼓励。他们拒绝协助协和医学院授予毕业生学位,我们曾就这个问题与之进行过斗争。幸而,目前在此地的林文庆得以使肃亲王同意,民政部(内政部)将在法律上认可该学院自行颁发的毕业文凭。

信中说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当时应该叫“北京协和医学堂”,或“北京协和医学校”,是1906年英国伦敦会与英美其他五个教会合作开办的一所学校。191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买下后,才建立了后来熟知的“北京协和医学院”。

从信中可知,当时的协和医学堂,不授予毕业生学位,经过林文庆的努力,肃亲王最终同意协和医学堂可自行颁发毕业证书。协和医学堂1908年正式上课,有14名外国教师,到1914年共毕业了38位学生。民国成立后,该校的毕业证书上盖的仍是“协和医学堂之图记”的章,而这正是林文庆努力的成果。

林文庆为何与肃亲王善耆有交情呢?有一段非常巧的故事。清朝末年,风起云涌,大清江山有倾覆的危险,位高权重的爱新觉罗·善耆,自然不甘于现状,身在朝廷,不仅与革命党有交往,甚至还与日本人有交往。他把女儿送给了日本人(即后来的川岛芳子),并将财产也转移到日本。他还把儿子送到国外,其中一个儿子到新加坡,正是拜在林文庆门下学英语。于是林文庆与肃亲王有了交情,并在1910年帮了北京协和医学堂毕业生的大忙。

用演讲激励留学生

乔·道·德来格在这封信中还说:

昨天晚上,“回国的留英学生”,设宴招待弗雷德里克·卢嘉德爵士和我们几个人。一共有四十多人……

他们请林文庆讲话,他的讲演十分动人心弦,他极力主张归国留学生不要迷恋于官场生涯,而要记住他们有责任把英国学到的知识移植到远东来。“清理你们的肮脏的街道,你们的成堆的垃圾以及引起许多疾病和使人痛苦的那些东西,”他大声说道:“从清理你们自己的住宅、你居住的小巷开始!”所有在场的人似乎颇为惊愕,但是,仍认为他讲得很出色。目前,在北京有三个最能干的人:林博士(林文庆),伍博士(伍连德)和夏天保博士。

这是一百年前林文庆的声音,对那些好高鹜远、眼高手低的“海归”来说,至今仍是逆耳忠言,“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林文庆是一个做实事的人,也是一个儒家信条的提倡者和践行者。

发表演讲十一年后的1921年,他被陈嘉庚请到厦门大学任校长,在长达16年的时间,他的所作所为一直忠实于他在演讲中说到的那些信条。1927年,因厦门大学资金不足,林文庆捐出全年工资6000元。陈嘉庚曾说“(林文庆)在南洋之事业,如数十万元之家产,与任数大公司之主席,按年酬金以万数”,林文庆为了厦大,将其全部放弃。林文庆用实际行动,兑现了他演讲中的“豪言”。

在《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中,笔者还发现了一封1911年10月24日,辛亥革命刚刚爆发时,林文庆从巴黎写给莫理循的信。

当时林文庆受清廷委派,作为中国代表出席在伦敦召开的“世界人种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欧洲考察九个月。莫理循成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还是一年后的事,这时他仍是《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在国际新闻界有非常的影响力。林文庆这时给莫理循写信,想通过莫理循在辛亥革命中发挥舆论的作用。

我亲爱的莫理循:

我参加医师及医护人员会议以及安排卫生展览会的工作现在快结束了。我真希望能允许我留在这里。比起远东所有令人激动的工作来,文明世界显得太平淡无奇了。……

中国人民很尊重你,所有大报都争着译载你的电讯。我希望你会考虑这一点的,并根据时机采取必要的行动,告诉这场内战的双方,他们要公平地,以现代文明方式作战。如果你在这点上帮助中国,汉人和满人将永远对你感激不尽。……

我下月回来,在新加坡逗留一个月,从那里回中国。

当时是辛亥革命疾风暴雨的紧张时刻,尚不知林文庆是否如信中所说先回新加坡逗留了一个月,但从《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中,能知道这封信后续的故事。林文庆回中国后,不是到北京去见莫理循,而是到了汉口,与孙中山在一起。他与孙中山、黄兴、黎元洪四人同住一帐篷。紧张的工作,使林文庆没空刮胡子,从此他长髯飘胸,自称为“共和胡子”,伴随他一生,成了林文庆标志性的肖像特征(图片见34版)。

据伍连德回忆:“当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受邀出任中国总统的时候,林文庆和他同乘一艘船前往南京,而1912年1月,当孙博士在明陵前发表那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宣布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林文庆就肃立在他的身边。”应该说,林文庆也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

这封信也很能代表林文庆的一些思想:他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同时他也相信,清廷气数已尽,人心思变,需要改革。他同情革命,但不主张暴力和屠杀,他希望革命党和清廷能够对话,以“现代文明方式”推动社会的进化。由此可见,林文庆极具书生气,在大动荡的时代,这种思想似乎不受欢迎,却也难能可贵和可爱。

值得一提的是,林文庆在中国消声匿迹,与他晚年的境遇有莫大的关系。1942年日军占领新加坡,以“大检证”和“大肃清”抗日分子为借口,对新马华侨进行了疯狂的屠杀行动。在日本侵略者的威逼利诱下,已经73岁的林文庆答应出任“华侨协会”的傀儡会长。日本侵略者知道华侨曾经筹款支援祖国对日抗战,竟然恬不知耻地强迫马来亚华侨缴纳5000万元“奉纳金”,否则就要屠杀更多华侨。这笔蘸满华侨鲜血的钱,由“华侨协会”主席林文庆、秘书,以及几个侨领签名经手。这是林文庆一生怎么也抹不掉的黑点。

实际上,在奉纳金的转交仪式上,林文庆“几欲跳楼,以全其节,无奈由同僚之苦劝,良久方俯首以应。”而且,任职会长期间,林文庆并没有谋取私利,反而利用“职权”,将新加坡的平民疏散到马来亚的其他各个城市。

多年后,当地华人也渐渐理解了林文庆“两难”的痛苦。正如后人所言,“当时若没有林博士等人虚与委蛇地与日人周旋,则不知还会有多少华人死在日人刀下。”的确,林文庆并没有牺牲他的生命,但他却牺牲了自己一世的英名——他用看似“不洁”的晚节,换取了无数新马华人的新生。

今日厦门大学校园内的文庆亭

在国内,林文庆的功绩也开始受到认真对待。2005年,厦门大学设立文庆亭,以纪念这位做出卓越贡献的校长,亭上对联是对他一生功德的极佳概况:“禾山巍巍怀师德,鹭水泱泱见道心。”

 

 

 

(原标题:早期厦门大学校长、新加坡著名华人林文庆的北京足迹)

来源:北京晚报

流程编辑:TF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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