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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乃迭与杨宪益:一对中西合璧的“神雕侠侣”

2019-06-20 10:01 北京晚报 TF010

杨宪益先生每每会一面端上茶水,一面对第一次造访的客人如此询问。倘若得到肯定的答复,他会马上用玻璃杯斟上两杯,与客人共享美酒佳酿。在杨先生的人生辞典中,朋友来了有好酒,是相当重要的一条。

作者:吴霖


当然,还有烟。他和夫人戴乃迭都喜欢抽烟。或许是多年的习惯,或许是性格使然,杨先生不抽带过滤嘴的香烟,他嫌那没劲。他喜欢烟酒,却不讲究品牌,往往是逮着什么就抽什么喝什么。比如,最近喝的是孔府家酒,抽的是翡翠烟。

烟酒茶俱全,作为待客,礼数是绝对周到的。然后,主宾自可安坐在沙发里,神清气爽地开聊,家事国事天下事,次第展开。杨先生的谈吐,直爽、机敏、幽默,时而,还相当地辛辣。与他对话,你的思维,得跑步,还时不时地要急转弯。这是一种锻炼。

以前见过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杨先生,一手持杯,微笑着端坐在沙发里,飘然欲仙的样子。背景墙上,是一副对联,曰:毕竟百年都是梦,何如一醉便成仙。镜头仿佛离杨先生很远,给人以空间宽敞和明亮的感觉。

亲临杨府客厅后才知,那镜头并非完全写真。这里虽说不算很局促,但宽敞是算不上的。至于明亮,则更属虚有。可能是窗外有高墙挡住了光线,或者是树,房间里的幽暗,和楼外阳光的灿烂,形成了很是强烈的对比。于是,杨先生家的客厅里,经常是大白天也灯火通明的。

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今年早春曾联袂赴香港访问一个月。作为访问学者,他们积五十年甘苦的翻译心得,很自然地受到了那边翻译界同行的极高评价和真诚的敬意。倘若不算他们各自独立作战译就的篇章,如杨宪益先生直接从原文翻译成中文的《奥德修纪》、《罗兰之歌》、《牧歌》等;戴乃迭女士从中文翻译成英文的当代文学作品等。半个世纪以来,他们携手翻译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竟达三千多万字!

三千多万字!日积月累,垒成了一座飞架中西方的桥梁!或许,需要提醒的是,这五十年,是先战祸连绵,后政治运动不断的五十年呵。

《诗经选》、《楚辞》、《史记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老残游记》、《儒林外史》,直至《红楼梦》……杨氏夫妇将中国遥远年代的诸多文学精华,译成了典雅的英文。有多少异邦的朋友,正是通过这座大桥,向东方走来,向中国的时间深处走去。他们沐浴着春秋的风,小雅地穿过秦皇的长城;觑见玲珑的汉宫月,正照耀着红楼里的梦和梦里吟诗的读书人……

这醉人境界的酿造者,正是善于品酒的杨氏夫妇。杨夫人何时开始与酒亲近,不得而知。杨先生的品酒历史,却是有案可稽的。他曾自述:从小家境不错,且父辈中多留洋求学者,故家中多有洋酒和洋书。每逢长辈饮酒,总爱用筷子蘸酒,与怀中的他品尝。如此再三,杨宪益自始懂得了美酒的滋味。大约是己所欲者,应慷慨地施于人,某日,天真烂漫的杨宪益取了父亲留下的一瓶上好白兰地,竟想去喂金鱼。及倒若干,金鱼们皆飘飘然,左旋右舞,煞是好看。他暗忖:好玩,好玩。既然如此快活,干脆都给它们喝了吧。于是,他将剩下的大半瓶酒,尽数倾入鱼池。结果,醉死了全部的金鱼。其时,他才三四岁。

在杨家,空气中都含着酒的芳香。在这芳香中,再去读墙上的对联,体会便能深许多。杨先生嗜烟爱酒,关心他的朋友遂有两种意见:一是赞他,说他是“酒仙”;另一种是劝他,说毕竟年已高迈,为健康计,应戒烟酒。杨先生本人对前一种说法,表示并不敢当;对后一种说法,他表示感谢,但他还是认为,“听自己的话,总比听朋友的话更合适一些”。于是,杨先生仍然间或有“花间一壶酒”的散淡,和“把酒问青天”的豪迈。

下篇

年高八旬的杨先生,自然已是退休赋闲之人。他有时自己也奇怪,老了,反倒多了许多琐碎的事,时间依然很紧。搞了一辈子翻译的他,已不想把其余的岁月再用在翻译上了。他想自由地写一些文章,还想兴之所至地写一些被他谦称为“打油”的旧体诗。

他的诗,很受朋友们的喜欢。虽说他自己认为,只是“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但却有许多篇什,见诸报章,并在朋友间流传着。近来,他有意将旧诗收集整理了一下,想出个集子,拟名《银翘集》。他说:“银翘解毒丸是北京同仁堂的成药,专治感冒,我常常服用。银翘是草药,功效是清热败火,我的打油诗既然多半是火气发作时写的,用银翘来败败火,似乎还合适。”杨先生曾有句云:“久无金屋藏娇念,幸有银翘解毒丸”,被同样幽默的启功先生视为妙句。

也许,在经历了大半辈子悲喜交集的人生苦旅之后,杨宪益先生已不会简单和绝对地看待世界。所以,问他最喜欢的书,他答没有;问他最高兴的事,他还答没有;他解释,不是没有所喜欢的书,抑或所高兴的事,实在是这一个“最”字,让人踌躇。

再问他最喜欢什么样的人,他突然从沙发上直起腰,用手一指坐在他对面的戴乃迭,肯定地说:“我最喜欢她!”

在英国时期的青年杨宪益,曾钟爱远足,又叫徒步旅行。从一个宿营点到下一个宿营点,往往“身上只带一只软式背囊,每天通常走十五至二十英里”。他对这种“斯巴达式的、健康的消遣活动”(杨宪益语)乐此不疲。如对位于英格兰北部的湖区,他就徒步过三次,两次是独行,最后一次,同行者有女友戴乃迭和新抵到英伦的萧乾。据他在回忆录《漏船载酒忆当年》中记载:那是1939年春天。

杨宪益之所以记录了这次徒步,是因为此行遭遇了迷路的插曲,多走了许多冤枉路。杨宪益回忆:当时,“戴乃迭又累又饿,竟哭了起来。”为了鼓劲,他们决定用最大的嗓门唱进行曲,所唱的曲目计有:《蒂帕雷里路途遥远》、《安妮·罗莉》、《罗蒙湖》、《前进,基督的士兵》。那一天,大约走了二十五英里,终于走到了目的地。杨宪益晚年写道:“我们确实走得筋疲力尽,但这次经历给我们日后留下多么美好的回忆呀。” 1939年,杨宪益24岁,戴乃迭20岁,萧乾稍长,也只有29岁。

此事对杨宪益记忆深刻,且是值得记忆的,不仅是与女友戴乃迭初次的远途徒步。另有一证,当年所唱歌曲中有一首《罗蒙湖》,七十年后的2009年,作为杨宪益最喜爱的歌曲出现在他最后的告别仪式上……

查萧乾年谱,1939年初,萧乾在港版《大公报》任上,当年春天从香港经河内赴滇缅公路采访。初夏,他采访归来,接受了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年薪二百五十镑的聘约,9月1日登上了赴欧洲的轮船。因此,在此年春天,萧乾无论如何是不可能与杨宪益戴乃迭一起远足的。因为,此时的他正忙于滇缅公路上的采访,且“往返跑了将近三个月” (萧乾语)。

萧乾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中记载:“由于战局沉寂,1940年春间我还同杨宪益和戴乃迭(当时他们还未结婚)以及其他几位即将回国的中国同学一道挎上背包,去湖区爬了十一天的山,欣赏了一下英国中部的绮丽山水。” 所幸,萧乾对于那一次湖区远足,也是有记忆的。除了证明远足时间是在1940年春,还证明了同行者除了杨、戴、萧三人外,另有“几位即将回国的中国同学”。惜乎对其他几人未记其名,或是年代久远,早已忘记了名字。杨宪益与萧乾自上世纪50年代起均生活工作在北京,晚年居住相去不远,保持着良好的互动。

萧乾与戴乃迭在1999年同年去世。十年后的11月23日,杨宪益在北京煤炭总医院逝世,享年95岁。官媒报道给予的定语是:“中国著名翻译家、《红楼梦》英译本作者、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

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我是有幸见过的,地点是北京位于百万庄外文局宿舍。我写作有个习惯,总会在文后署上具体的年月日。可是,我写的这一篇,却不知缘何未署时间。经查旧日记,找到准确时间,拜访杨、戴先生时在1994年4月29日,5月16日写完。这一年,杨宪益79岁,戴乃迭75岁。

记得那天,我一落座,杨宪益未征求我的意见,便一手端茶,一手给我端上了一杯白酒。我选择了茶。我与酒此生无缘,因此对杨先生端上的是什么酒自然也没有关注,但据文中记载可能是当时颇为风行的“孔府家酒”。回头看我当年的文字,似乎也是为今天的回忆所做的备忘,至少于我,是珍贵的。

我与杨先生并排坐着漫聊,戴乃迭坐在我们对面,静静地(非常安静,一言不发,但却始终关注着我们),头发如雪,蓝色的眼睛依然动人,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后来看见她年轻时候的照片,不得不惊为天人!

杨先生那天签名送了我一本1983年初版的《译余偶拾》,并对我非常明确地表示了对此书内容的偏爱。当时,他后来非常“著名”的旧诗集《银翘集》正在筹划中,尚未出版。不然,我是一定要向他讨一本的。

2009年11月25日,我在最初写就的旧文后,又敲下了一段文字,表达对杨、戴两位先生的怀念,最后一节是:“记得那天离开的时候,我是将那一小杯酒一饮而尽的。因此,在回家的路上,我是一路微醺地骑行,从百万庄到五道口,在暮春抑或是初夏的风中……”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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