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沛溪

资料图 张风 摄

最后一次见面，是四年前我求他题字“容言功德”，他对我有求必应，爽快地答应下来，然后通知我去取。在安定门桥畔的宿舍楼里，有舒乙先生的居室。一进门是个小小的客厅。对着屋门的墙上装饰了两扇纹理粗犷的榆木大门，是那种地地道道从旧宅院替下来的古老物件。贴在墙上，似乎随时可以打开，让你看到另外一个世界。对面墙上，挂着舒乙先生的两幅画作。一幅是绿色的原野，生机勃勃。而另一幅，画的是夕阳。夕阳把天空和云朵渲染得像火焰一样，层层叠叠，千变万化，在深沉中显示着辉煌。舒乙先生一如既往地和我聊起他最近的活动，身体的状况，一切都好，令人欣慰。

然而，2015年夏末，我突然得到消息，先生不幸罹患重病。我驱车赶到医院，既无处停车，也无法入内，抢救的最终结果尚且无法告知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亲友。即便当时可以进去医院，仍然是见不到病人。

其后许久，终于得知危险期总算过去，生命保下了，但是完全康复却遥遥无期。病情严重，不宜会客。我理解，也不强求。于是便开始了漫长的期待。

其实，我也很怕见到先生。我的脑海里都是与他相处的三十多年的一帧帧画面，他是那么气宇轩昂，那么激情澎湃，那么热心公益，那么才华横溢……我期待再见到先生，却有些不忍看到由于疾病造成的后遗症正在折磨他。许多不幸中风的人们，他们顽强的康复努力令人钦佩，令人肃然起敬，但是他们的艰辛，也令人心酸。我尚未见到先生，心已酸楚不已。

我比先生小13岁，与先生相识，是在1985年。在此之前，由于我和先生的堂侄一起插队内蒙古草原做“知青”，早就拜见过胡絜青奶奶和舒济姑姑，而且常常到老舍故居丹柿小院去看望老人家，有时候还要介绍朋友去求字求画，几乎踢破了门槛。但是，由于先生那时还在木材领域做工程师，反倒没有接触。真正结识，是先生开始转向文学，转向老舍研究之后。我曾经担任过一段中国老舍研究会的副秘书长，创办过以传播老舍北京文化为旗帜的幽州书屋，编辑出版过《老舍之死》一书，和老舍一家日益亲密，当然，和舒乙先生也渐渐熟悉起来。

幽州书院的十一年

真正跟随先生，和先生一起共事，是幽州书屋遇到几乎覆灭的巨大困难时刻。先生毅然决定创办北京幽州书院，亲任院长，把书屋更名为“北京幽州书院院办幽州书屋”，使书屋延长了11年的寿命。

既然已经成立了幽州书院，就要办书院的事情。书院先后有三位副院长，我是之一。先生当时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书院就设在文学馆的馆址里。那是个古老幽静的地方，在万寿寺的西侧，纵深近千米，亭台楼阁，巍峨而秀丽，原本是慈禧太后的行宫。太后从紫禁城起驾，奔颐和园消暑，到仁寿殿垂帘听政，中途就在这里留宿歇息。巴金先生呼吁设立“中国现代文学馆”，无处安身，国家就把这块宝地暂借。这一借就是十多年，舒乙先生也在这里度过了十多年的岁月，直到亲手把正式的文学馆在芍药居建设起来，才依依惜别。

幽州书院从1986年创办到1998年转型为北京圣陶实验学校，前后12年，做了一件值得称道的事，就是从1987年开始，每个周日举办“星期义学讲坛”。11年啊，舒乙先生扛着义学的大旗，我们跟在后面，每个星期天，都无私奉献给素不相识的人们，为他们准备学术演讲的盛宴。

当时的条件十分简陋，经济也甚为拮据。我们和先生要在星期天赶早去万寿寺，等待来自远近百里的一二百名听众。从安定门到万寿寺，二十多里之遥，常常要坐在一辆帆布篷的小货车上。小货是书屋用来运书的，不能载人。所幸当时交通法规还没有那么严，人就蜷在车篷里，面对面坐在马扎上。回想起来，先生当时也已经六十来岁，堂堂常务副馆长，就这样风尘仆仆屈尊去授课。他乐此不疲，而且最享受的一句话，竟然是听到各界老老少少“学员”说，他们一周里最向往最期盼最受益最快乐的时光，是到幽州书院听“星期义学讲坛”！

凭借舒乙先生的人脉威望，幽州书院在几百场讲座中，邀请到许许多多名流大家、耆宿教授。年长者，如侯仁之，来讲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年少者，如当时还年轻的音乐理论专家田青，来讲中国的传统音乐和乐器，并且有后来成为名家而当时刚刚毕业的琵琶二胡演奏硕士研究生现场演示。女中豪杰，如冰心先生的女儿吴青教授，讲外国文学。又如，后来在百家讲坛以《清十二帝疑案》系列讲座名闻天下的阎崇年先生，第一次做这个系列讲座是在幽州书院，当时命名为《清宫十三朝》。此外，还有关于明朝的系列，关于书画篆刻的系列，关于传统文化的系列……舒乙先生和我们一起度过了将近五百个无私奉献的星期日。1995年刚刚施行双休日的时候，《北京晚报》曾经用一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这个当时已经坚持了八年的“星期义学讲坛”。

筹建圣陶学校宏扬国学

1992年，书院在先生主持下，举起继承传统文化的旗帜，在丰台区九龙口举办研讨会，提出培育国学英才的倡议。今天的人们不会意识到这个倡议有什么了不起，国学当下已经红透了天，但是在26年前，连《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都还被看作“私塾文化”的老古董，培育国学英才，几乎是开历史倒车，不可思议。然而，研讨会不仅排除顾虑如期举办，而且济济一堂，出席者有许多学者专家，包括张岱年、吴小如、张志公、周振甫、楼宇烈、白化文、吴立民、王邦维、叶君远、王志远等著名教授，研讨之后，以北京幽州书院的名义，发起了为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建立学校的倡议。

1995年，赵朴初、叶至善、冰心、曹禺、启功、张志公、夏衍、陈荒煤、吴冷西九位德高望重的全国政协委员以正式提案的形式，发出《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紧急呼吁》指出：“我国文化之悠久及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罕有其匹的连续性，形成一条从未枯竭、从未中断的长河。但时至今日，这条长河却在某些方面面临中断的危险……”

看到九位老人发出的《紧急呼吁》，舒乙和我的同伴们痛下决心，非成就这项事业不可，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因此，受赵朴初、冰心、曹禺等文化界老前辈的直接嘱托，在舒乙教授的带动下，建立传统文化学校进入全面的具体筹措阶段。1997年为寻找合适的校址，舒乙和我曾经骑着自行车，从安定门一直追寻到立水桥。那个时候，不要说五环路，就是四环也还只是断断续续没有贯通，立水桥周边就是农村。办学规划九易其稿，研讨会开过大小数次，数十位学者专家共同参与，屡经坎坷，矢志不移。

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先生的夫人陈邦织女士对学校的创办十分关注，曾代表朴老多次询问，督促学校早日开办。圣陶学校应运而生。学校取名“圣陶”，一为纪念教育界老前辈叶圣陶先生；二因“圣陶”二字，出自“陶育圣化，致名英伟”，意为在伟大传统的教化下，造就培育杰出人才；三是舒乙先生认为“圣陶”，也可以理解为“使教育更神圣”。

1998年4月11日，91岁高龄的赵朴初老人欣然命笔，题写了“北京圣陶实验学校”校名，寄托了他的深切希望和热情支持。舒乙先生出任圣陶学校校董会董事长，确立了办学宗旨是“以九年义务教育课程为基础，以传统文化素质教育为特色”。叶圣陶老前辈的长子叶至善先生参与了学校创办并任名誉校长。北京联合大学校长李月光给予了许多具体的支持和帮助。

在办学的实践过程中，圣陶学校进一步提出“中西文化通才教育”的目标，力争“融通古今、学贯中西”，改变唯西方教育马首是瞻的僵化意识，创造综合东西方教育方式中科学成分的“圣陶模式”。这一实验，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到圣陶学校采访的海内外媒体曾经有数十家。舒乙、王蒙、张锲、张贤亮、邓友梅、冯骥才、刀述仁、释净慧、弥松颐、王铁成、王成喜等12位全国政协委员共同签署了第518号提案《切实扶植圣陶学校传统文化素质教育教学实验的紧急呼吁》。

圣陶学校在确保高水准完成九年学历教育的同时，以传统文化素质教育和中西文化通才教育为特色，以“融通古今，学贯中西，文武兼备，面向未来”为目标，培养21世纪中国人才。

虽然到2008年因种种原因而停办，但是圣陶学校办学十年，开创了传统文化进学校的先河，舒乙先生功不可没。他多少次风尘仆仆到密云的溪翁庄镇租用的校舍为学生颁奖、为学校解困。尽管岁月悠悠，这些已成往事，不过在时间的维度上，却永远刻下了一段不灭的痕迹。

多次建议保护北京文化遗产

舒乙先生曾担任第七、八、九届北京市政协委员，以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2000年，面对北京旧城区里成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迅速消亡的现实，他与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弥松颐、李燕联合提出‘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十条紧急建议’，担当起保护老北京的历史责任。”

“2002年至2007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先生致力于对城市文物及文化遗产的保护，写了《京杭大运河，残缺的辉煌》、《隋唐大运河，地下的辉煌》和《江南运河，水乡的辉煌》三篇考察实录,积极呼吁保护大运河。”

“2012年，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和北京市文物局研究了关于北京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建议，包括对三处藏式建筑的修复。这项工作的推动，与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舒乙先生的一本近作有关。这部题为《见证亲密》的著作，记载了北京和承德两市带藏文的石碑和藏式建筑的故事，从历史典故、碑文考录、象征意义等维度，叙述了汉藏亲如一家的民族团结之情。该书被送呈中央领导，于是，就有了修复那三处藏式建筑的专项拨款。”

以上三段文字，都出自互联网的搜索，是当时的新闻采访报道。而我知道这三件事，却是亲耳聆听了先生的讲述，他兴致勃勃的描述和阐扬，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见证亲密》刚刚出炉，还带着油墨的幽香，就签上名字送给了我。如今我做不到全面地为先生评功摆好，他的历史功绩或许没有那么耀眼，但是他对北京那种滚烫的情感，他对祖国山河历史遗迹的那种珍惜疼爱，他对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那种扎扎实实的维护，却使我永远不能忘怀。一个人对家乡和祖国的深情，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难舍难分魂牵梦绕的一份挂念。舒乙先生就是这么乐此不疲的挂念着北京和中国。我常常想，北京人不应该忘记老舍，也不应该忘记舒乙，他们父子俩，是真正把自己的血肉和灵魂都糅在这块土地上的人。

1988年，先生最初被增补为政协委员的消息，是我在老舍故居的客厅里听到的，小姑姑舒立问大姑舒济：“听说咱们家大爷被选为政协委员啦？”大姑一笑，点头说是。我知道，这位北京人口语里的“大爷”，就是作为老舍先生独生子的舒乙。我也随着全家为舒乙高兴。之后，便不断地听到他为提案操心的消息。

为了保存老北京的格局肌理，舒乙先生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很多具体方案。他希望把那些已经变成大杂院的蕴藏着悠久历史文化积淀的院落，逐渐恢复旧日风貌。鼓励具备条件的单位或个人以保护利用为前提进驻。虽然那些年的一些拆迁让他不时扼腕长叹，但是，他对维护北京的文化遗产，一如既往，从来也没有间断过。现而今封堵开墙打洞，保护四合院，其实早在多年前已经被舒乙先生写进北京政协的提案。

先生年纪不小，却保持着一份童心。他对颐和园后山四大部洲藏式建筑的考证文章发表后，北京市政府极其重视，很快就决定拨巨款整修。先生的喜悦却只在他再次去颐和园考察时的一瞬间，因为那里的工作人员居然列队门前，像迎接贵宾一样夹道欢迎他。他向我描述这个场景时，有一种战士凯旋的荣耀，笑得十分天真。是啊，他并不追求什么上峰的赏识，得到老百姓发自内心的赞许，他就像得到了一块大奖牌！

父子亲情无需外人揣度

有几句话，如鲠在喉，终归是想说出来。

第一是关于老舍先生的死，我是直接参与《老舍之死》编辑工作的，不仅与舒乙先生共同策划完成了这本书，而且在编辑过程中接触了曹禺、冰心、吴祖光、端木蕻良、汪曾祺、萧乾、丛维熙、邓友梅等许多前辈。

记得那是在1988年，在老舍故居路南的一家饭店，与老舍有故交的文化名流，以及北京人艺的著名演员，为话剧《太平湖》即将首演举办了一次聚会。吴祖光先生拉着舒乙的手，他说，我当年见到你父亲的时候，他正是你现在这个年纪，今天见到你，仿佛又回到当年，又见到了你的父亲。前辈们对舒乙的亲切，使每一个到会的人都感受到亲人般的温暖。

2010年11月24日，舒乙先生在“四世同堂纪念馆”揭牌仪式上讲述过去。当时，位于重庆北碚区的老舍旧居正式挂牌“四世同堂纪念馆”。老舍先生曾于1943年至1946年在此定居，其间创作了长篇小说《火葬》和《四世同堂》一、二部等大量文学作品。 供图：新华社

曹禺先生深情的感言给我留下难忘的记忆。他激动地评价舒乙回忆父亲去世那个傍晚的文章，他说，文章有隔与不隔之分，言不由衷，浮光掠影，就是隔；文字浸透了心血，点点滴滴都是真情，就是不隔；舒乙对父亲的怀念，特别是守在父亲尸体身边的时刻，字字句句，丝毫不隔，穿透人心。

但是，时至今日，如果在网上搜索，还会看到种种对舒乙、对老舍夫人胡絜青先生的猜疑和中伤。我觉得那些散布流言蜚语的人实在不太厚道。凡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都应该知道一个人的抗争是多么微弱。内心深处的痛楚，是脱离了那个时代的人们永远无法真正感受的。

特别是舒乙，一个人陪伴慈爱的父亲直到黑夜吞没了夕阳。舒乙先生曾经回忆说：“我特别可怜我父亲，他这么一个人，最后的下场是这样，实在让人无法接受。我有一种压抑不住的悲伤。”

不要夸夸其谈当时应该做什么，只有那个时代的人才知道，只有抹去眼泪，不管多么艰苦也要活下去，为了生者，更为了死者。我曾经陪伴胡絜青奶奶、舒济姑姑和舒乙叔叔去为老舍先生扫墓，在八宝山公墓墓室的一个像中药铺药匣子一样的抽屉里，只有老舍先生的一付眼鏡、一支钢笔、一支毛笔、一筒茉莉花茶。没有骨灰，当年不容许留下一个大勇之人的痕迹，因为他竟敢于以生命捍卫尊严！老舍的亲人们凝视着他的眼镜，他的两支笔，仿佛又见到了久违的亲人，那一刻，悲欣交集，让我站在一旁也阵阵心痛。茉莉花茶是胡絜青奶奶特意给老舍先生放进去的，她说，这是他生前每天都离不开的。

在老舍一家人的努力下，2005年，胡絜青老人终于又和老舍团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那里没有隆起的墓室，墓墙上面刻着“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墓墙的直角下，平铺着墨绿色的花岗岩，老舍的浮雕头像飘在上面，周围漾起一圈圈白色波澜，似乎时时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在翠绿的太平湖上那悲怆的一幕。

亲人、亲情、亲历的记忆，无需告诉任何人，也无需任何人揣度。我与舒乙先生、与老舍一家人相处几十年，他们的善良和真诚，让我觉得任何流言蜚语不过像秋天的落叶一样，粘不到他们身上就已经被风吹走了。

老来绘画一鸣惊人

特别难忘的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除夕。听说舒乙先生病了，已经大约夜里11点了，我还是骑上自行车去探望他。他发烧还没退，躺在床上，和我闲聊几句，精神头还算好，然而毕竟很虚弱。可是快到子夜除夕的正点儿时，他却要挣扎着坐起来，下地穿鞋。我问舒乙的夫人于老师，先生要干吗？于老师说，老例，每年如是，要上东屋去给老太太磕头辞岁。于是我也就起身告辞，但是一路上我都想象着舒乙给年迈老母磕头辞岁的情景，这俯身叩首的三拜，这母子的依依深情，这充满无限亲恩的传统，让我深深感动。多么温馨的一家老北京啊！

而舒乙先生本人的成就，正因为他是老舍的儿子，也不免被人说三道四，似乎就是沾了父辈的光。如果说沾光，除了遗传基因使舒乙的相貌太像老舍，其余全部是他自己的努力。

他在“向科学进军”的上世纪50年代，被选送去苏联学习化学，研究木材。据他说，用木材造酒精，是苏联卫国战争时代留下的课题，如果没有汽油的时候，能不能让汽车和坦克继续向前冲？对于60年代石油能源匮乏的中国，这个课题具有战略意义，舒乙就投入了这份科研。当然，科研成功之时，中国也发现了更好的资源。但是把木材作为能源动力，舒乙确实下了功夫。他在转向文学领域之后，这份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缜密思维，居然和浪漫的或写实的文字，乐观的或抨击的文章，仍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他的一份份报告，都是脚踏实地，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才提出的，很少空话，不说假话。例如《见证亲密》，依据的就是他千辛万苦发现的刻有藏字、蒙字的石碑，15块在北京，20块在承德。

舒乙的才华，还不仅仅是连续不断地出版京味儿甚浓的作品集，他在绘画界也是一匹黑马。他是花甲前后才开始美术创作的，却一鸣惊人，不同凡响。不隶属任何一个画派，特立独行，却让许多画坛才俊甚至泰斗们赞叹不已。他的画作，构图别致新奇，色彩绚丽强烈，蕴涵深厚隽永，常常像禅宗的当头棒喝，令观赏者眼前一亮，甚至心头一惊。啊，还有这样的画法！古人有“扬州八怪”，个个独出心裁，历史没有遗忘他们。舒乙应该算是“京门画坛一怪”，如果中国当代美术史漏掉了对舒乙的记载、介绍和评价，我看是一大遗憾。

舒乙77岁生日时，请亲朋好友小聚于1918年始建的南城东方饭店，那一天虽然场面不大，但是高朋满座，都不是一般人。许多闻名海内外的杰出人士，也以老朋友的身份出席做贺。

我提前书写装裱了一副长联，题目是《贺舒乙先生七十七喜寿》，上联：喜寿应贺，忆求学罗斯，海归光华。巨匠之门出大匠，报效祖国真无我，半生螺丝钉一颗。下联：佳作堪夸，数文坛才子，画界黑马。大匠笔下成巨匠，指点江山诚有心，不老爱国者一个。

老舍先生是文学巨匠，除了些小吱吱歪歪不服气之外，无人不承认这一点。齐白石做过木匠，民间对木匠有“大木匠”和“细木匠”的区分，白石先生本应该属于细木匠之列吧？但是针对有些文人看不起他这个木匠出身的画家，他晚年索性一语双关地篆刻了一枚印章“大匠之门”。舒乙前半生研究木材，就业于光华木材厂，所以我也称他“大匠”。舒乙以“大匠”之身出于巨匠之门，勤奋笔耕数十载，不辱家风，光耀家门，是毫无惭愧的“文二代”。

我也很荣幸和欣慰，据于老师对我说，聚会后她问舒乙，生日礼物最喜欢的是什么？舒乙先生居然不假思索地回答：“志远的对子！”相处几十年，同甘共苦，有这句话，相知相惜，人生中难得的一份真情。

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几十年光阴，回首看全在一瞬之中。心中所念化作文字，是要给谁看吗？就像祈祷一样，给谁听呢？

冥冥之中，我只是祝愿舒乙先生战败病魔，健康长寿。惦念，惦念，一念三千，又如何是文字能够说尽的呢？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