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曾子芊

不过，初读之时，作者的意图似乎并不显露得那么清晰。《大树小虫》选择从最年轻一代的故事切入，以一种近似戏谑的笔调描写了一对年轻人如何开始一段门当户对、一见钟情的自由恋爱，读起来颇令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作家笛安也诚实地表示：“读第一章的时候我还在想，这本书在干什么？”直到读至一半，将视线拉远拉长，她才似乎慢慢地明白了作者想要做的事情。

随着不断切换的人物视角，俞钟两家每一个人物的历史和心理都被作者写得又厚又密，当画卷徐徐展开，他们的故事最终交织在一起时，生活的大树才终于露出了它的形状。而人类，则像是小小的虫子，在大树上留下了一条弯曲的行走轨迹。

这或许就是池莉在小说的扉页引用爱因斯坦的话的原因。爱因斯坦曾这样向自己的小儿子形象地解释何为广义相对论：“一只盲目的甲虫在弯曲的树枝表面爬动，它没有注意到自己爬过的轨迹其实是弯曲的，而我很幸运地注意到了。”

受爱因斯坦的启发，池莉也注意到了一条“轨迹”。被问及为什么《大树小虫》写了十年，池莉回答说，一个作家，无论怎样也会想要写一本“厚重的书”，这是个心愿，可能也是个幼稚的梦想。至于为什么需要十年？因为只有等她自身成长到能看清楚上下几代人、往来一百年的历史时，她才可以聚焦他们、看懂他们，因此才能够动笔。

表面上看，《大树小虫》只是双方家庭期盼一对小年轻“生二胎”、“生男孩”的伦理剧，但细究之下，它牵带出的是国人在过去百年中经历的宿命。池莉想要刻画的是一个个身不由己被“设计”了的人，他们被裹挟在历史的洪流中，奋力地爬行，自以为自己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是自由的，却不知自身的命运已掌握在旁人精密的部署下。三代人的命运对应着中国现当代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它们直接参与了人物性格的铸造与延展，每一代人都在自己家族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三代人都在努力想挣脱上一代人的轨迹，想走出自己的路来，却每每被时代、被社会、被家族，更是被自己的性格弱点消磨锐气，一次次向社会主流、向既定规则妥协。

池莉说，她其实是从人文的角度，接受了量子力学、广义相对论带给她的震撼，所以《大树小虫》是一本“很物理”的小说。慢慢地写了十年，她并不只想单纯地讲一个故事，而是想表达出人和人之间特别复杂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样一种状态。人生在世，做的很多事情都受到了他人的影响，“全是量子纠缠”。

“社会非常复杂，我们生活在宇宙决定论、社会决定论当中……就像我的长篇也在设计人物。”“决定论”的论调听起来多少有些悲观，作家写作是为了“设计”，写作行为本身是否也难以跳脱出规训呢？虽然池莉自称是一个相对悲观的人，但她所持的态度还是乐观的：“也许从宏观上看，我们爬行的轨迹真的是弯曲的……总而言之，我们能够在这个大树上生活和爬行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人类毕竟是伟大的。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人的智慧和自由意识，它取决于我们在一瞬间会选择去做什么。人类被‘设计’了不假，但做那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会有别的选择。”——的确，也许人类始终难以走出“楚门的世界”，但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打破规训的尝试。

回到阅读感受上，《大树小虫》首先是一部读起来滑利流畅的小说。一口气读完，会发现池莉的书写有其连续的惯性，从最早的“人生三部曲”，再到《来来往往》《小姐你早》《你以为你是谁》《云破处》……人间城郭中的普通人和世俗烟火始终是她最关切的话题。但这一次，池莉似乎还有意识地对语言本身进行了革新和重塑，一贯以“生活流”为特色的语言风格在《大树小虫》中变得更加有如武汉鸭颈一般新鲜热辣。池莉表示，文字中的“现场感”和“视觉感”很重要。写《大树小虫》的过程中，她为此做出的努力就是尽可能地“去掉虚词”，略掉了几十万个“的”“地”“得”，让读者看到句号就知道人物的动作做完了。为了文字变得精炼，她甚至“不惜破坏语法”。

从结构上看，《大树小虫》是完全“失衡”的：全书仅由两个章节构成，第一章占了绝大部分，所有人物轮流站在聚光灯下，被作者细细勾勒；第二章则像一出出月播剧，连续十二个月的备孕，最终以“没怀上”剧终。池莉有意地构建了一个“直线+方块”式的立体结构，“看上去很不对称，但我觉得如果写得好它就是美的，如果写得不好那当然就被我毁了”。

从语言到结构，池莉这次的写作有点儿像在“玩儿”。池莉说，自己就是在和方块字“玩”——“我喜欢写，我对赚钱、股票完全一无所知，方块字我就喜欢，而且希望推进它的新结构、新的表述方式。（它）有意思，这就是我的‘玩’。”

池莉，当代作家，现居武汉。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80年代末创作的“人生三部曲”（《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被誉为中国小说新写实流派发轫之作。其畅销代表作《生活秀》虚构的“鸭颈”小食，衍生出红遍全国乃至海外的“武汉鸭颈”，家喻户晓并形成了庞大的食品产业链，堪称文学深度介入现实生活的成功范例。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