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嘉宾：傅东育（导演）

对谈记者：邱伟

《破冰行动》讲的不只是好人抓坏人

记者：公众对2013年的“12·29雷霆扫毒行动”并不陌生，但观众对《破冰行动》这个故事依然评价不低，你如何评价剧本的戏剧性和思想性？

傅东育：最初接触到剧本的时候，我有一种被震撼的感觉，首先是因为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所以剧本的故事逻辑性和事件本身，对我的震撼力就非常的大。其次是在我国广东省汕尾陆丰地区，居然有这样的一个村子，这么长时间地制毒，而且是成吨成吨地生产、制造，这个本身也很震撼。

我觉得剧本真实地表现了这个现实，比如说描写了当地嚣张猖獗的毒贩，这个是非常震撼的。从创作角度来讲呢，在剧作当中，为这个戏的主题虚构出来的所有人物关系，人物之间的关联都非常缜密，很细致，也很独到，它兼顾了情与法、情与理。在人物关系的处理上，它使得所有人物都处于一种相对极致的戏剧化状态，总之，剧本对人物关系编造的非常非常漂亮。

通过读剧本之后，我自己有了非常想要表达的主题和想说的话，我清楚地认识到根据这个真实事件改编的故事，我到底想表达的主题是什么，这个命题远不是说好人抓坏人、讲一个毒枭这么简单，或者说，仅仅是讲述一个复杂又很热闹的警察故事就完了的，它有它深刻的命题，这是一个关于人的命题，所以这个剧本在我看来是很难得、不多见的。

记者：《破冰行动》已经成为近年来口碑最好的缉毒题材电视剧，爆款的出现肯定是因为作品有突破，你认为这部作品最大的突破是什么？

傅东育：这部戏我更在意的是想探究“毒品”危害的根源是什么？就是说，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生产这么大量的“毒”，而且是长期地生产。如果我们简单归结为有保护伞，受利益的驱动，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相反，当我到了广东之后，我看到这次缉毒行动之后的成果，有种“毒”要毁灭人类的感觉，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毒”的这个危害性。这种危机感是扑面而来的。

我想知道为什么在毒品面前，有这么多的人是冷漠、麻木，甚至是一种忽视的状态，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这个事件是怎么发展到今天，需要动这么大的武装力量去剿灭这样的一股恶势力，一股黑暗势力？这其实是我想要去探讨和深挖的问题，更深一点，就要从人性的角度分析，包括我们从文化的角度去看待毒品的问题，这也是很可怕的一个命题。

记者：“12·29专项行动”震惊全国，《破冰行动》深挖了其中的原因，对于剧情中涉及的祠堂、宗族文化你怎么看？

傅东育：在中国，宗亲社会里就一直有宗祠的概念，用祖训家规去约束族人的道德行为。就像在国外，每个街区最好的建筑就是教堂，在中国，每个村落最好的建筑就是祠堂。在汕尾陆丰，3年，2万人的村落，集体制毒，难道就没有一个人有羞耻感和道德感吗？如果仅仅是把问题归结于一个保护伞的问题，那是不是又太肤浅了？剧中的林耀东，正是以宗亲为单位推选出来的族长。这个教父一样的人物，能够带着所有人“致富”，即使是犯罪，以宗亲为单位的村民也会追随，这是多么可怕的事，这也是这部戏所想探讨的。剧中的塔寨村，以宗亲为基础，互相包庇，集体制毒，正是失去了对信仰的敬畏，最终受到了法律与人民的审判。

后24集在拍摄过程中做了非常大的调整

记者：《破冰行动》的一大亮点是人物鲜明，你如何在人物塑造上下功夫？

傅东育：这部戏是根据2013年的12·29雷霆扫毒专项行动改编的。原来的剧本给了非常好的结构和框架，人物关系的前提就是人了，对每一个人物的塑造，在虚实之间、在正邪之间、在敌我之间，要使得每个人处于一种游离的状态、处于一个困境当中，正因为人是在困境当中，剧情人物性格上的彰显就会非常的独到，剧本里有许多人物是我非常有冲动和欲望去写的。我能看到人物的呼吸和脉搏，这是剧本让我很心动的地方。

但在拍摄过程当中，我觉得人物还是不够鲜明。电视剧在前面20集，一开始对事件的交代是非常有趣的，但是后面的24集，我确实觉得就流于一般。一个是事件的逻辑性开始变得有点混乱粗糙，因为警匪戏的内在逻辑，时间逻辑，人物的动作逻辑，内心的逻辑都是非常讲究的。第二个是人物的归宿，相对来讲简单而苍白，因为这个戏的拍摄上来讲，我对于主题的想法是要更加的深刻，而不仅仅把一个毒贩给抓出来或者说铲除掉就行了。所以在这方面我花了很大的精力，对后面的24集进行了修改。

记者：修改后人物性格、人物命运，人物之间的勾连发生了哪些变化？

傅东育：比如说，对于剧中林耀东这个角色的归宿问题，王劲松主演的这个毒枭，我其实觉得在他身上是有着自己的一种执念，就是他为什么要制毒？他对毒品的认识会不会比别人要深刻，为什么这么大的村子大规模的制毒，没有人有道德上的耻辱感。这些问题都是我想努力去开掘出来的，想承载这些东西的话，那就必须要在人物身上做文章，那就得修改剧本，在这里面调整量很大。

还有一个就是剧中人物李飞（黄景瑜饰）跟赵嘉良（任达华饰）的关系，这一血亲的父子关系如何能够产生更震撼的效果，这样的效果也需要再修改和调整。最后就是吴刚饰演的李维民，作为一个布局者，这样一个大局是他布起来的，而且他在这个局当中，把李飞和赵嘉良这种至亲之人当作棋子在使用，其实是很危险的。

这些调整花了非常大的精力，在拍摄过程当中做了非常大的调整，最后24集不下三遍的修改，甚至到第二天要拍的那一场戏，晚上还在这里编写，这都是经常性的，所以在这里面花了很大的心血。

记者：好作品见人，但当下看到的国产剧很多是只见情节不见人。

傅东育：我比较赞同这个观点，目前市场上的一些缉毒剧在剧情上是比较悬浮的，胡编乱造的情节太多。情节上的胡编乱造，其实是对逻辑和人物的分析不够。从这点来讲，我们做得更扎实，在一个极致的状态下，我们表达出人物情感之间的撕裂和人物情感之间的“虐”，还有人物情感上的亲情与背叛等，都在一个极致的状态之下展现，大家才能看到一个比较丰富的，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光见事件不见人物的警匪戏。光见事件不见人物的警匪戏，我们已经看得太多太多了。

我认为只有把人抓住了，所有的故事才会扎实，才会有力量。从《破冰行动》的创作过程当中，我一直在强调是写人，写人，写人，而不是写这件事，不是写有多少的警力端了多少个窝点。纪录片已经足够震撼了，是吧。你要把它创作成一个影视剧的话，主题应该更大一些，就是关注这个人，同时在这个故事的背景下，作为导演，你自己想说的主题是什么，这是更加关键的。

黄景瑜惊喜最多，吴刚表演最难

记者：剧中，黄景瑜、吴刚、任达华、王劲松等演员的表演都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你如何评价几位主演的表演？

傅东育：这部戏在我接手的时候，主要演员基本上投资方和制片方已经定完了。但我要说的也是很感谢投资方和制片方，对于这四个角色的选择是很准确的，从某些方面来说也成就了这部戏。吴刚、任达华、王劲松，都是家喻户晓的优秀演员。说实话我一开始很担心黄景瑜，因为在合作之前，我对他的了解并不是很多，也就是《红海行动》里的狙击手，我担心他能撑起我的李飞吗？但我现在觉得，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这个戏最难演的是吴刚饰演的李维民这个角色，大量的开会和布置任务的戏份，貌似是情节推进的戏。但吴刚将每一场的开会，每一场的布置任务，都带进了丰富的个人情感，所以，他的戏，每一场，都会有意料之外的丰富度。有一场黄景瑜和吴刚告别的戏，本来的方案是吴刚和黄景瑜拥抱，但吴刚放弃了这个方案，他有自我的设计。他这个建议的选择，使得他这个人物的隐忍和这个人物警察的特质，就非常突出。当我们设定王劲松饰演的林耀东，不是一个脸谱化、概念化的毒枭的时候，我们设定他是有灵魂和信仰的。这就需要王劲松在内心深处建立起强大的自信感。他就得对所有和他配戏的演员，会有一种掏心掏肺的真挚感。他是复杂的，他是纠结的。比如王劲松和公磊有一场戏，林耀东到林宗辉的家里谈心的那场，他完全是个大哥的样子。他一点也不狰狞，在表面的云淡风轻下，是他对自我的控制，塑造完成之后，这个人物是非常冷冽的。在这点上，王劲松含着的、内敛的表演，恰恰使得这个人物变得厚重。任达华，他是一个太有经验的演员了，他每一次吃饭的戏，大家都会觉得吃得真香，看了特别有食欲。有些人会觉得这个很简单，但其实这个很难！在你真实的吃饭动作不间断的前提下，你还没有打破演员对于这场戏的节奏要求和任务要求，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那么，他们彼此之间在一起的戏，将会是这部剧后半段非常出彩亮丽的部分，他们互相给予对方的表演台阶，那可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事儿了，那是一个在情感上和情节上递进感非常强的事。

记者：谁的表演给你的惊喜最多？

傅东育：和吴刚、任达华相比来讲，黄景瑜对于角色的理解、分析，包括创造力，可能会有一定的落差，但是黄景瑜至少在形象上的选择是对的，是属于阳光而硬朗的小生系，而不是柔弱的。在这点上已经做到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当我确定了他是男一号的时候，我就努力地让这个角色尽量地向他身上靠，也就是用他的一些习惯来带动这个角色本身。就是方式之一，你不能硬拧着他，去规定他做什么，你要不断地去给他分析角色，讲解角色的情绪情感，方便他被带入情境中。另外就是在一些细节处理上，需要纠正他，包括台词的语速、什么时候开口讲台词以及停顿的时间、呼吸的调整、形态上的眼神和状态等，每一点一滴抠得越细一点，他可能表现力就强一点，事实上来讲，我觉得在完成这些之后，黄景瑜显然是跟他以往的那些角色是不一样的，他完全扛住了男一号的形象，与为他配戏的老演员、老艺术家们相比来讲，他没有输。所以在这点上我还是很自豪的，黄景瑜也给了我很多惊喜，他是一个有天赋的演员。

记者：电视剧的播出也是创作者和观众的一次交流，相信你也会留意到网友的评论，其中有哪些评论让你感受最深？

傅东育：网友的所有评论五花八门，涉及面非常广，各个层级、各个年龄段、各个内容以及各个细节等，都会有人探讨。让我感动的评论有很多，提出细节上中肯批评的，对人物设计提出批评的，我都有反思。更重要的其实在所有网友的评论中，我能深刻感受到的，是所有网友对现实主义作品的喜爱，对现实主义动人作品的渴望，在这点上，我们应该更加明确我们这个职业的责任和义务，我做这个职业的幸福感和快乐，来源于通过正能量还有真善美的作品来感染观众。所有的这些交流还有反馈，于创作者本身来说，都会是一种鞭策，他会使我们在类型化和现实主义的方向上，继续生根下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提出的“小正大”的理念，我们提出的创作的规律和根本原则，是要以更加坚定的态度来坚守下去的。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邱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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