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延云

今天笔者要谈的，是一个曾经大量见诸民国报章和回忆录，而今却已经被渐渐淡忘的话题：上个世纪初到四十年代，动物园门口长期聘请“长人”守门和验票。

慈禧参观过“万牲园”

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1906年4月15日），由商部呈上的一份奏折，引起了慈禧太后的注意。

这份奏折认为，农业自古是中国的立邦之本，但长期以来“物理未明，绝少进步”，纯粹靠天吃饭，一遇天灾就全面歉收、饿殍遍野，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农业科技的发展一日千里，“农事改良，遂致物产繁兴”，所以申请“择地设立农事试验场一所，以示典范”。

十天后得旨：“奉依议，钦此。”

经过一番考察，商部最终选定了西直门外的乐善园旧址作为农事试验场的地址。这里最早为康亲王杰书的园邸，占地约40公顷，“园中屋宇，花木悉经毁弃，惟土地肥沃，泉流清冽，以作为试验场种植灌溉最为相宜”。

商部拨款十万两，南、北洋大臣又各解五万两，合计贰拾万两白银用于开办经费。为了打好基础，商部向各省地方官员和出使外国的大臣发函，让他们把所在地区的动植物想方设法送来做研究之用。这其中贡献最大的当属两江总督端方，他耗资两万九千两白银，从德国购进数十种一百三十多只动物，包括大象、老虎、斑马、狮子、鸵鸟、黑天鹅，还有极其罕见的北极熊，并高薪聘请了两名德国人负责动物的喂养。

慈禧太后也表示了对农事试验场的极大关注，光绪三十三年，也就是1907年，她专门过问了工程的建设进度，除了要求“凡五谷蚕桑果瓜花草之类，必须广搜佳种”外，还特别提出应“选取各种鸟兽鳞介品类，先行豢养陈列，为动、植物院之基础用”。也正是出于这一旨意，这一年的农历六月十日，作为农事试验场一个构成部分的“万牲园”先行开放，售票展览，而展出的绝大部分动物就是端方所购那一批。这时的万牲园很小，位于农事试验场的东南部，只有1.5公顷，到宣统元年，《农工商部章程》记载：万牲园内“建有兽亭三座，兽舍四十余间，鸟室十间，水禽舍、象房、鸟兽繁殖场及动物标本陈列室各一所。展览动物共约八十余种七百余只。”

面积不大，动物不多，但对于京城百姓而言已足以大饱眼福并大开眼界，有竹枝词表现市民竞相参观的场景：“全球生产萃来繁，动物精神植物藩。饮食舟车无不备，游人争看万牲园”。在参观者中，还有两位身份特殊的人物——慈禧和光绪。他们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四月来此巡幸的。据史料记载，慈禧太后游赏一番后很是高兴，“深喜其办理完善，特颁发内帑一千两，分别赏给园内各项人员”，还把自己养在身边的一只小猴子御赐给万牲园，这一下臣子们可算找到了报效的门路，纷纷往万牲园“捐献”：那桐送来锦鸡，弈劻送来鹿，袁世凯送来猴子……到1914年，万牲园内新添了孔雀、翠鸟、猊、鳄鱼等各种动物，总计达上百种，而楼阁亭榭也修葺一新，成为市民们有口皆碑的“游息之乐园”。

鲁迅文章里的“长人赴美”

既然是售票参观，就有个票价的问题，笔者查考了部分史料，发现万牲园的票价存在着波动。1907年刚刚开园时，《万牲园游览规则》中明确规定票价为“铜元二十枚，孩童、仆役减半”，而到农事试验场全面开放的1908年，票价降为“铜子八枚”，日本学者丸山昏迷二十年代来此游玩时，票价又涨为“铜元十六枚”。当时中山公园的门票是铜元十二枚，国子监和先农坛的门票是铜元五枚，相较之下，万牲园的门票算不得便宜。

于是便有想方设法钻空子不花钱入园参观的，“文的”自然是翻墙或钻狗洞，“武的”就是撸胳膊挽袖子硬闯，无奈之下，有人想了个馊主意——雇“长人”在门口售票和收票。

这个馊主意由来有自。1914年的《群强报》记载，京西一家店乡有个名叫沈闰三的人，“身高九尺五寸，一顿饭馒头四斤尚不觉饱”，那时这样的高个子叫“长人”，在世人眼中属于异类，所以农事试验场将其招募到万牲园充当工役，既能帮忙干活，还能供游人参观。虽然在现在看来，这是一种对人非常不尊重的做法，但在民智初开的当时，从公园经营和招揽游客的角度讲，也确实是一种“抓眼球”的方式。所以，等到考虑该如何对付赖票者的时候，有人就建议，何不请几个“长人”当检票员呢？

园方于是同意了这个建议。最初请的是一位姓耿的（也有说姓勾），但不知为什么，很快离职。接下来代替他的工作的是被称为“一对门神”的刘玉清和魏集贤。

这其中尤以刘玉清有名。刘玉清是直隶保定府人，按照旧京报纸上刊登的信息推算，他应该生于1890年，身高七尺四寸，体重二百七十斤，大约能跟姚明比肩。《实报》上说：“他所坐的椅子，就到咱们脖子高，他的鞋有咱们两只长”。刘玉清平日里穿一件灰布袍子，套着青马褂，戴一顶瓜皮小帽子，白袜黑鞋，低着头慢慢地走路，即便如此，那脑袋也老在人家房檐边儿上晃摇。每逢他走过，必定有人注目看着他，身后照例有一群孩子跟着，一边走一边嚷嚷：“嗬，好高，咱们跟他比比个儿去！”刘玉清生性善良淳朴，总是默默地走自己的路，从来不去轰赶那些孩子。在万牲园门口验票时，他和魏集贤喜欢弯下腰来和小孩子逗趣，或者把腿跷起来，踏到对面的铁栏杆上，让孩子们从他们的大长腿下“钻山洞”，还时常踮起脚尖，用手触摸大门上的砖雕。

刘玉清为万牲园守门数年，因为勤于职守，很受管理方的赞赏和游人们的欢迎，有人拍万牲园的电影，把他也拍了进去，不知怎么被美国领事馆的副领事看到了，十分震惊，觉得他这个头即便在人高马大的美国都是巨人，便向美国的电影公司引荐，聘他去美国好莱坞拍电影。于是刘玉清于1926年乘轮赴沪，转航渡美。鲁迅在京生活期间，据他的日记所记，至少去过四次万牲园，“入门突见两长人，伛偻接客如山倒”的刘玉清和魏集贤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鲁迅先生在《马上支日记》里还提及此事：“晚饭后在院子里乘凉，忽而记起万牲园……田妈就谈到那管门的两个长人，说最长的那一个，现在已经被美国人雇去，往美国了，薪水每月有一千元。”

张中行眼中的“大人物”

刘玉清在好莱坞混得不好，“他对于电影格格不入，也许是脑筋不甚灵敏，怎么也弄不好，于是又回来了，在好莱坞很容易发财，他却不行”。据笔者所见史料，刘玉清到美国后每况愈下，甚至搞得身体越来越差，除了工作劳碌外，跟心情不好也有关系。如果说万牲园方面聘请他守门，多少有借助他的个头博人眼球的意思，但毕竟在人格上对他是平等和尊重的，到了美国以后，这个“西方文明国家”干脆将刘玉清当成奇货可居，公开做卖票参观长人的生意，“他们对于老刘的待遇很不好，简直像前些年对待黑人一样”。

没多久，刘玉清就坐船回国了，在船上还遭遇了一次险情，有些人以为他在美国一定发了大财，身上肯定塞满了美元，就打算绑架他，多亏刘玉清有所准备，随身带着两把手枪，危急关头晃动着粗胳膊大长腿放了几枪，把那些歹徒吓跑了，才能平安登岸。往后，他回到万牲园，继续跟魏集贤搭档在门口验票，只是再也不肯拍电影，连照相都坚决拒绝了。

1939年，刘玉清病逝，有人记录了他去世前最后的一些生活片段。当时刘玉清和魏集贤还在万牲园门口守门，但刘玉清病得很厉害，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坐在万牲园门口的木椅上，手里捧着一大块冰，冰着头”。几个朋友邀请他们到附近一个茶馆喝茶，刘玉清没有去，魏集贤去了，用自己特备的茶叶沏了一壶茶，边喝边聊。身高七尺二寸的魏集贤当时已经七十二岁，精神头还不错，谈起“老刘”也是叹息不已。临别时，朋友们提出要跟魏集贤合影留念，魏集贤坚决不肯照，只得作罢。有人经过刘玉清时，问他感觉好些没，他说：“不行了，大概离死期不远。”果不其然，这之后不久他就病逝了。大约三年以后，魏集贤也去世了。

张中行先生在晚年时，还回忆起二十年代后期在万牲园门口见过的“收票的那位特大的大人物”，张中行说的正是刘玉清，“他是北京一景，不可不看，据我的知见所及。连古和外都算在内，身量之高，他是第一位……是大到用夸张的话形容他也很难，除非到僧寺里去求救，说他像天王殿里风调雨顺那四位中的一位”。张中行印象中，刘玉清是个“既朴实又和善”的人，他买了票总是故意走到刘玉清面前，请他检票，“手上举，把票放在他前伸的掌心里，以过我的又接近一次伟大人物之瘾”。

那时，万牲园里的动物不多，参观一圈花费不了多长时间，游人来此，除了看动物，更多是流连农事试验场的风景。邓云乡先生回忆说那里“春天好，夏天更好，高柳浓荫，荷塘风软，很有些池沼流水，林木乔柯，足以点缀景色”。而张中行先生印象中，农事试验场的西边有一片种着很多庄稼和果树的田园，当年他和友人总是喜欢坐在麦陇间闭目听布谷鸟叫，或者到“溪水夹着的土冈”上野餐，听草丛中大量蟋蟀的鸣声……数十年后故地重游，“昔日听布谷叫的麦田，听蟋蟀鸣的丛林，都不见了，野意和诗意换为摩肩擦踵，好容易挤出大门，到昔日伟大人物收门票的地方，才松了一口气”，然而回首望时，却再也不见两位长人的身影。

四年前，我带两岁多的女儿去那里玩儿，当那些在绘本上经常见到的动物活灵活现地出现在眼前时，女儿满眼的好奇和惊喜。那是个四月的傍晚，暮色渐深，花香宛然，我们走过历史，没有留意到故事。

（原标题：当年动物园门口的高个“守门员”）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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