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仲民

制图：冯晨清

“纸马”改成“芝麻”

现存最早记录北京胡同的专著是明朝嘉靖年间张爵编纂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在书中黄华坊条下的石大人胡同（今东单附近外交部街）与堂子胡同（今东堂子胡同）之间便记有一条“芝麻巷”，只是随着历史的变迁，这条芝麻巷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书中还记载，当时在崇文门内大街东侧有罗纸马胡同，东四北大街西侧有汪纸马胡同，以及南锣鼓巷西侧有何纸马胡同。所谓纸马是指中国民间用纸糊成人、车、马等形状的祭祀用品，祭毕随即焚化。此风俗在国内一些地区至今依然流行。东四北大街、南锣鼓巷一带的胡同多形成于元大都时期；崇文门内一带的胡同，多是明永乐帝迁都北京以后的事情了。这些形成于不同时期的胡同，通过胡同名，揭示出了胡同当时的特色。不过，这些以“纸马”命名的胡同，在清代以后被赋予了新的名字。其中，罗纸马胡同直接改为芝麻胡同，其它两条也被分别改称汪芝麻胡同和黑芝麻胡同。至于是何时何人所改，当无从考证。不过，在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绘制的《京城全图》里已出现芝麻胡同、汪芝麻胡同了。虽然黑芝麻胡同处图中未作任何标注，但想必也不会晚到哪里去。

在三条胡同当中，以芝麻胡同最为默默无闻，如果不是因为同名电视剧的热播，恐怕没有多少北京人知道它的存在。从《乾隆京城全图》上看，它西起北鲜鱼巷，东端向南折入苏州胡同。后来历经变化，如今，从北京日报采编大厦东侧，有一条通往邮通街的东西走向的背阴小巷，就是芝麻胡同。虽然芝麻胡同的名字还在，但这条胡同及其周边的建筑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汪芝麻胡同，东起东四北大街，西止南剪子巷，全长四百余米。胡同里名气最大的地方恐怕非28号院莫属。这里曾经是清仁宗嘉庆帝第五子惠亲王绵愉第六子奕谟的府邸之一。奕谟，爱新觉罗氏，初封不入八分镇国公，再进封贝子，加贝勒衔。《八旗画录》称其善书，兼工山水，宗王原祁。

黑芝麻胡同的出名不仅源自它所处的南锣鼓巷旅游区独特地理位置，更源于其路北的那所著名的13号院。这所东为花园，西为住宅，南北五进的大四合院原为号称京城四大财主之一、清光绪时期曾任四川总督、刑部尚书的奎俊之宅。1917年，参加过武昌起义的同盟会元老顾孟余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出任北大法文系主任，政治经济系教授、主任，同时兼任北大教务长。当时蔡元培积极倡导“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学术思想，使北大一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作为教务长的顾孟余，参与运筹帷幄，功不可没。其还积极为《新青年》撰稿，为新思潮摇旗呐喊。这期间，离北大红楼不远的黑芝麻胡同13号便成为顾氏的宅邸。直至1925年顾孟余应广州国民政府之邀，出任广东大学校长，离开北京。上世纪三十年代，顾氏投身政坛，先后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国民政府铁道部长、交通部部长等要职，成为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1972年以85岁高龄在台湾病逝。如今，这座宅院的东半部已成为黑芝麻胡同小学的一部分。

芝麻街里有诗坛聚会

在宣武门外大街西侧，自东向西排列着一组南北向的长巷，明时称将军教场一二三四五条胡同，因军队演武、操练得名。清代沿用，并且改称校场头条至五条。在这组胡同的中段，有一条横贯东西的短巷——芝麻街。芝麻街最早见诸史籍于清末朱一新编著的《京师坊巷志稿》：“芝麻街，巷西井一。尚絅（jiong，三声）堂集：偕琴南移寓芝麻街，地有花圃，闲旷特甚。”随后出版的《燕都丛考》加以引用。

《尚絅堂集》的作者刘嗣绾，字简之，号醇甫。江苏省常州人。早游京师，知名于时。嘉庆十三年（1808年）会试第一，嘉庆帝赞曰：“朕久知其名，可谓得士矣！”此后他被授编修，并拜师翁方钢。道光元年（1821年），刘嗣绾掌东林书院。同年，因母丧，哀伤过度而病卒，年六十岁。

《京师坊巷志稿》中引述的关于芝麻街的文字，出自刘嗣绾作于甲戍年（嘉庆十九年，即1814年）题为《程春庐属题其夫人花卉册》组诗第三首中的小题，原文为：三月八曰偕琴南移寓芝麻街，地有花圃，闲旷特甚。这段文字可以证明芝麻街的得名不会晚于清中期。

十几年前，著名作家肖复兴通过考证提出：芝麻街曾是林纾在京的故居之一的观点。在《芝麻街：林琴南》一文中，肖先生写道：“《燕都丛考》引《尚絅集》说：‘携琴南移寓芝麻街，地有花圃，闲旷特甚。’看朱碧森著《林琴南传》和叶祖孚先生文章，写晚年至死的林琴南，一在下斜街，一在校场口，芝麻街紧挨下斜街，就在校场口一条到六条之间。应该说，林琴南是先住永光寺，后移居芝麻街，所谓‘畏庐’，指此两处。”

肖先生此论一出，很快得到学界首肯并被广泛引用。老实讲，肖先生生长于北京南城，作为文坛大家，又精于考据，我是由衷敬佩的。不过，有关林琴南故居的观点，我却无法认同。

其实这个鉴别方法很简单，比较一下刘嗣绾与林纾的生平，前者生于1762年，卒于1821年，林纾生于1852年，卒于1924年，两人并不是一个时代的人。林琴南降生时，刘嗣绾已经过世三十余载。由此不难得出：此“琴南”非彼“琴南”也。

那么刘氏诗中的“琴南”又是何方神圣呢？答案即是：清代诗人、做过广东雷琼道的江苏吴县人董国华。董国华，字荣若，号琴南。受业于钱大昕门下。《清代学者像传》有载，刘、董二人不仅是同省人士，还是同科进士，同朝为官，因此私交笃厚。嘉庆九年（1804年）冬，陶澍与朱珔、吴椿、顾莼等数好友创建“消寒诗社”，但规模不大，且无规律可言。苏源生《书先师钱星湖先生书》曾记：“庚午岁，（钱仪吉）与同年刘芙初（即刘嗣绾，编者按）、董琴南、朱勋楣、屠琴坞、谢向亭、贺耦耕、周雅圭诸先生为消寒诗会。”嘉庆十九年（1814年），陶澍与董国华重振诗会。每旬一集，集必有诗。消寒诗会后发展为颇有声名的“宣南诗社”，其后绵延不绝，直至道光中期。期间陆续汇集了林则徐、魏源、龚自珍、梁章钜等六十八位志同道合的名流志士，以诗会友，互相唱酬，切磋诗技，倡导“乃知温柔敦厚教，贵取精华弃糟粕”，形成清中期诗坛的一股清流，发“南社”之先声。

沿此脉络，人们可以想象出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动人场景。就在二百年前的某个风和日丽，繁花盛开的午后，刘芙初、董琴南和他们宣南诗社的诸友们，群贤毕至，欢聚一堂，在芝麻街那座闹中取静的寒舍里，一边“料理世闲农圃事”，一边曲水流觞，赋诗作画，上演一场诗坛盛会。这是何等的风雅之至。只是岁月无情，正如肖先生文中所写：“永光寺街已经拆光，正在盖楼。芝麻街还在，从东到西的一条窄胡同，空荡荡一街无人，哪里去找‘地有花圃，闲旷特甚’的情景？”留给今人的也许只剩无尽的遐想与无奈吧。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