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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家兄谭宗尧:曾任北京人艺副院长,参演老舍小说《二马》

2019-05-05 09:51 北京晚报 TF022

“从尧兄的这封信中,不难看出他对话剧事业的执着,对北京人艺的热爱,对前辈们的崇敬,对未来肩负使命的自信。说他把全部心血都献给了话剧事业,或许有些夸张,但说他为了话剧和北京人艺的明天,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则毫不为过。他把剧院当成了家,把事业当成了命,多忙多累都无怨无悔……”

作者:谭宗远


谭宗尧致魏绍昌信札(首页)

老友徐学鹏君,在网上拍得一封信,是亡兄宗尧写给上海的魏绍昌先生的。信写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印制的三百字绿格稿纸上,共三页。全文如下:

绍昌老师:

您好!您的来信及寄来的书,我都已收到,只因我参加老舍先生的《二马》的电视剧拍摄,赴英国去了一趟,回京后适逢年底,琐事繁多,未能及时复函,鉴谅。

纪念中国话剧九十年的活动,目前正在北京展开。此活动应搞得有声有色,有板有眼。但由于话剧界与学术界中,对中国话剧的出现的时日颇有争议,一说1957年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诸老曾主持了话剧运动五十年的纪念,将1907年春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作为中国话剧起始时间;另一说十九世纪末,上海就有剧人开始了话剧的演出活动。因此,对中国话剧史的争论,造成对今日纪念活动的犹疑,使得准备工作仓促,弄得声色欠佳,板眼有失。不论如何,总算是搞了,中央为此活动冠以“中国话剧九十年”,既不称“运动”,也不称“诞生”,以此中性界定,模糊了争论的焦点。

剧院《雷雨》的演出,是我在去年年初策划的,一是纪念话剧九十年,二是纪念曹禺大师和夏淳导演辞世一周年。当时我想只有整理上演这个戏,才能涵盖所有纪念。曹禺先生《雷雨》的问世,是中国话剧走向成熟的标志,它予(预)示了中国话剧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而且《雷雨》自我院1954年上演后,几十年来多次整理演出,是我院一部经典之作。以此演出进行纪念,是最佳选择。为了增强其纪念性,我特邀请了朱琳和郑榕二位老师扮演了鲁侍萍和周朴园(二位老师自1954年首次排演时,就扮演这两个角色),一位七十四岁,一位七十二岁,他们与中青年演员同演该剧,可谓我院五代演员同台演出,意义非凡。我原想演五场就收兵(因1992年演此剧时,并不卖座),没想到观众之踊跃出乎意料,结果演了十三场,票还很抢手。这种“《雷雨》现象”(姑且这么说)使我很受启发,在新创作剧目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整理演出剧院的保留剧目,同样会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样可以起到锻炼演员、培养观众的目的。您来信中赞誉剧院推出《雷雨》,我更深切体会到,“大树底下好乘凉”的感受。大师们、前辈们几十年的努力,创造了辉煌,创立了北京人艺的艺术风格,“北京人艺”在广大观众的心中,已然扎下了根。根深乎?!叶茂乎?!还要看我们这代人及后来者如何耕耘。使命感和责任感,确实觉得担子不轻。

1997年过去了,回头算算账,在全院上下共同努力下,干得还不错。1998年的日子,有个算计,但还要一天天的奔,但愿能过得更好!

愿您

健康长寿,诸事顺意!

谭宗尧

1998年元月4日

学鹏得到这封信后,马上打电话给我,向我简单介绍了信的内容,并将原信发到我手机上。我读完全信,不禁心潮起伏,百感交集。

1998年,正是尧兄生命的最后一年。那年他五十四岁,正当盛年,身负北京人艺副院长的重任,不仅主抓业务,还负责大量的行政事务,他怀揣着许多梦想,事业干得红红火火。这一年,他主演了生平最后一部话剧《官兵拿贼》,拍摄了生平最后一部电视剧《离婚》。嗣后不久便觉不适,硬撑了一段时间,终于不得不放下工作,求医问诊。在被确诊为肺大泡后,他在做不做手术间犹豫不决,最终选择了前者,希图一劳永逸,却在手术后的11月30日,溘然长逝于友谊医院。这个残酷的事实,曾令我们全家心痛欲碎,难以接受。到今年,他走了快二十一年了。

我忘不了首都剧场后剧院二楼他的那间办公室,这封信应该就是在办公室的书桌上写就的。这间办公室我去过多次,尧兄在这里考虑事情、处理问题、熟悉剧本、琢磨角色……我去看他,一般只聊些家事琐事,不及其他。因此他1997年初策划《雷雨》演出这回事,我是看了这封信才知道的。我倒由此记起一件事,有一次我去剧院找他,他说马上要去医院向曹禺汇报工作(曹禺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名誉院长),问我想不想一块儿去,我不知脑子里的哪根神经出了毛病,竟然回答“不去”,错过了跟这位大师见面的机会,至今懊悔不迭。

《雷雨》我看过两次,第一次看的就是朱琳、郑榕演的那版(演员还有谢延宁、胡宗温、英若诚、苏民、米铁增等),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尧兄在剧中饰演鲁大海(他是B角,A角是李翔)。他后来还演过曹禺的两个戏:《家》和《北京人》,在《家》里饰演高克定,在《北京人》里饰演江泰。但他演江泰是应台湾导演邀请,与台湾演员合作在台演出的,没在大陆露过面。

尧兄在信中提到他参演电视剧《二马》,这个戏是为纪念老舍诞辰一百周年而拍摄的,改编自老舍的同名小说,编剧为崔光远,由沈好放导演,全剧共二十集。陈道明在剧中饰演老马,尧兄在剧中饰演范老板,演员还有修宗迪、王馥荔、梁冠华、吴刚、岳秀清、李光复等。尧兄饰演的范老板,西服革履,梳着鸭屁股式的大背头,留着八字胡,在伦敦开一家叫“状元楼”的中餐馆,表面上待人诚恳、乐于助人,实则工于心计、会耍手腕,最终把老马的古玩铺子盘到了手。范老板的戏不多,但尧兄却把他的深藏不露、精于算计,刻画得恰到好处。

而根据老舍另一名著《离婚》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则充分展示了尧兄的演技。这个戏也是为纪念老舍诞辰一百周年摄制的,马军骧担任导演兼编剧,共二十一集。尧兄在剧中饰演张大哥,戏份仅次于葛优饰演的老李。这是个春风得意,热衷于说媒拉纤,能说会道,办法很多的人(他爱说“在北平就没有我老张办不成的事”)。可到他儿子被当作革命党抓起来,女儿又被小赵拐走时,这个有办法的人却没了办法,颓唐到了极点,生不如死。等儿子放回来,他又活了,重操旧业,又成了春风得意的张大哥。这其间的波波折折、起起落落,包括一些微小的情绪变化,尧兄拿捏得很准,表演很到位,马军骧非常满意,以“健儿戏水,颠簸于浪尖而控制自如”、“不夸张地说,一般演员塑造这么一个人物,可能会精疲力竭,而谭老师却游刃有余”等语(见马军骧文章《谭宗尧为人为艺皆称师》,载1999年8月22日《北京晚报》)盛赞了他的表演。戏里有几处情节催人落泪,这几处都是尧兄的戏。后来我跟马军骧通电话,他告诉我,他和尧兄曾经约定,把《离婚》搬上话剧舞台,张大哥一角仍由尧兄饰演。这个设想,因为尧兄的猝死,终成遗憾。

对尧兄来说,遗憾就更多:首先他辛苦参演的这两部戏,待到播出时他已去世,无缘看到。其次,据李龙吟听父亲李默然(时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说,假如尧兄不死,1999年他将成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人选。第三,他若健在,1999年还将出任北京话剧研究会会长一职。还有第四第五第六……总之,伴随他的遽然离去,一切都化作虚无,我只得在网上无奈地阅读粉丝们怀念他的留言:“他的早逝使中国损失了一位杰出的演员”、“一位本来可以成为大师的艺术家,走得太早了”、“今天看东周列国传,谭老秦穆公演的真好,追思”、“走了15年了,真快呀!他的表演太棒了,是大师级的”、“戏好人好,永远活在戏迷的心中”……这就是命吗?真的太残酷了。

从尧兄的这封信中,不难看出他对话剧事业的执着,对北京人艺的热爱,对前辈们的崇敬,对未来肩负使命的自信。说他把全部心血都献给了话剧事业,或许有些夸张,但说他为了话剧和北京人艺的明天,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则毫不为过。他把剧院当成了家,把事业当成了命,多忙多累都无怨无悔。有件事很能说明他的献身精神:1995年夏,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北京人艺演出苏联名剧《军用列车》。恰在这时,老旧舞台的旋转电机因不堪重负突然烧毁,该剧面临退票停演的窘境。尧兄毅然决定采取紧急措施,与另一位年轻的副院长,带领二十多名青壮年赤膊上阵,人人肩缚一条绳索,在高温的台下机房中,以人力拉动转台,保证了多场演出的顺利进行,被誉为“人艺的纤夫”。此事他生前从未跟我谈起过,是我从一篇文章中得知的。

最后再简要介绍一下受信人魏绍昌。魏先生是浙江上虞人,1922年生,1942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曾任上海信托公司职员,1954年起工作于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后改称上海作家协会),另兼任上海社科院文学所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特约编委,2000年去世。魏先生喜交游,尤与戏剧电影界人士交往频繁,尧兄即是赴沪演出《天下第一楼》时与他相识的。通过尧兄,我和魏先生搭上了关系,通过几封信,也替他在北京买过书。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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