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新雨

近几年，陈伟伦不但为其他音乐人制作音乐，同时还创作了很多以古诗词为内容的歌曲进行演唱。从幕后走到台前，陈伟伦将自己对音乐的思考融入其中，而在制作、演唱音乐作品的过程中，他也在找寻着自己对于中国音乐的定义。

用传统音乐元素实践创作

琴声深沉，瑟声铿锵，琴瑟和鸣之下，具有前进感的鼓点进入。演奏鼓点的乐器既有西洋打击乐中的爵士鼓，也有中国大红鼓。鼓点带来了动感，陈伟伦站在舞台中央，手在空气中敲击着鼓点，把自己融入到这段音乐当中。

舞台是《经典咏流传》的舞台，陈伟伦正在演唱的是自己作曲、编曲，以宋代诗人陆游《书愤》诗为词的歌曲《铁马秋风》。不远处，古代样式的几案上放的是采样器、电脑等现代化电子乐器，陈伟伦把电子音乐和宋诗结合在了一起：电子音乐极具风格的音色以及具有紧张感的节奏型将《书愤》中世事的艰难、国家半壁江山的情景以及诗人收复失地的抱负无从施展却已年迈的幽愤之情烘托得恰到好处。

这首歌的制作过程也让陈伟伦收获良多。在以《书愤》为底本创作《铁马秋风》之前，陈伟伦本想选择宋代词人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但因为这首作品被别人选走了，陈伟伦便选择了与之在情感状态上有相似之处的《书愤》。

为了找到诗中苍凉、厚重而又热血的感觉，陈伟伦尝试了很多中国乐器，但都觉得“不搭”，直到他看到了电影《影》中“琴瑟和鸣”的概念，才想到可以用琴与瑟的合奏来找到这种感觉。琴是君子之乐器，自古凡有君子之名者都通此物。相较于瑟，古琴演奏者还多一些，较为好找，为了找到瑟的演奏者陈伟伦费了很大力气。最终，他在河南博物院的华夏乐团找到了合适的演奏员，也在与演员的交流中加深了对琴瑟的了解。这一寻找、学习继而创作的过程也被陈伟伦视为对自己的一种提升。为了纪念这次表演，陈伟伦还将《铁马秋风》和《破阵子》放在一起，做了一张EP专辑准备发行。

《铁马秋风》并不是陈伟伦将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与现代音乐进行融合的第一次尝试，早在2014年，陈伟伦就作为音乐总监创立了音乐品牌“新乐府”。在“新乐府”的首次亮相中，陈伟伦制作的《幽游》就是将昆曲、摇滚以及古筝、冬不拉等音乐形态和乐器融合的产物。时隔五年之后，陈伟伦对使用中国传统的音乐元素进行创作又有了新的认识。

陈伟伦说，有一位学习昆曲的朋友曾告诉他，自己初学《牡丹亭》中“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这一句念白就学了很久很久。每一个字的发音、腔调、节奏、气息、表演，剧中杜丽娘此时是何种情绪等都可以通过这一句而窥斑见豹。这深刻地启发了陈伟伦，他意识到中国传统音乐、传统文化中那些独特的美感中，还有许多值得深入学习和发掘的宝藏。

所以，当陈伟伦回顾“新乐府”、《铁马秋风》以及他以宋词为基础制作的作品集《念思愁》的时候会说：“其实钻进这块之后，我越来越觉得之前的想法都有点大。以前想要发扬传统，或者是‘把自己祖宗的东西拿出来’，现在会觉得这种想法‘虚’，过于责任感的口号往往会限制思路；其实这些本就是中国做音乐的人应该研究的，我想做的不仅仅是发扬传统，而是创造属于当下的中国流行音乐。这些仅仅是我的创作实践活动。”

之所以选择依据宋词进行创作，陈伟伦坦言自己此前做过很多电影音乐，或者为其他歌手担当制作人，但是自己创作并演唱的歌曲并不多，“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真的不太会写词”。陈伟伦也希望能用歌曲找到一个更直接的方式来表达，正在为此“惆怅”时，他读到了很多唐诗、宋词，还研究了有关诗词的资料。他发现“可以以古诗词作为词来演唱”，由此便有了他以宋词为蓝本创作的作品集《念思愁》。

用音乐解读宋词更重神似

这张作品集中的作品有以范仲淹《渔家傲·秋思》为词的同名歌曲作品，也有分别以李清照《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声声慢·寻寻觅觅》为词的歌曲，还有为南唐后主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所创编的曲目。

在《渔家傲·秋思》一词中，词人范仲淹以远赴西北边陲镇守之机，借着所见的迥异秋景开始感怀。天边南飞的鸿雁、四周吹响的哀婉号角，还有隐藏在峻岭之中的孤城里升起的长烟。夕阳西下之时，这些景象都勾起了词人的思乡情愁。为浇此愁，词人饮一杯浊酒，却发现家乡当真是万里遥远，外患未平，更不能回乡。愁思渐浓，又响起悠长哀怨的北地羌笛之声。此夜终难眠，白发的将军还有其他戍边的士卒也都流下眼泪。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混合了离家万里、困守异乡、秋来景煞以及长烟日暮情境的词作所蕴含的情感层次是很丰富的，可供选择切入的层面很多。陈伟伦在他歌曲的一开始选择了带有悲凉色彩的旋律，之后用带有动感的鼓点推动，在副歌中加入了来自南美的雷鬼音乐的节奏。之后又用弹拨乐器渲染异域风情，歌曲的最后一分半钟，陈伟伦没有用人声，而是用弹拨乐器以及小号演奏旋律。弹拨乐器声音的线性质感同小号组合出的圆融音色拉开了空间，使人仿佛置身辽阔的边疆。

陈伟伦在乐器的选择上很大胆，在副歌中加入了雷鬼元素则是因为他想借此“打破边界，从而表现军人在贴近异域边境上的感想”。可以说，这样的创作理念更重神似，而非形似。一般来讲，宋词对于情感的抒发更为直白，会让人为其贴上“抒情”的标签。陈伟伦的很多作品中没有采用传统意义或大众普遍认知的抒情的音乐形式，反而使用了很多具有方向性和内在动力的节奏型，让歌曲更富动感。

陈伟伦对此的解释是，某种程度上说，大众对“抒情”的认知太过单一了，抒情不应该是“缓慢”。歌曲《念奴娇·春情》中，陈伟伦还特意找人学习了古音，在部分演唱中用了类似于吟诵、念白的形式。陈伟伦觉得，作为婉约词派代表的李清照的作品其实很丰富，不仅是在抒情，其中的很多内容其实是彼时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例如其《如梦令》中的“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等句，其实就是彼时出门游玩的情景；而在李清照晚期的作品中，不乏“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铿锵句子，陈伟伦将此类句子唤作“对社会和国家的思考”。

中国音乐的特质不应表象化

工作原因，陈伟伦经常出差，也走过很多云贵、内蒙古、西北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他说这些地方经常会有“很多没听过的东西直接打动你”。曾经，他就被一个老太太在田间吼的两嗓子直接打动了。时隔多年，陈伟伦依然记得他曾在一个侗族村落里见到的一幕：一个侗族女孩坐在地头上哭，哭着哭着唱起了一首歌。“太悲伤了，太动人了。”陈伟伦说，“听不懂她在唱什么，后来旁边的朋友说这个姑娘是在家里受了委屈，被婆婆骂了，所以来田间哭一哭，闹一闹。”

陈伟伦在用小号进行录音

这样的场景之所以能给陈伟伦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在实践多起来之后，更愿意找寻身边那些能够打动人的音乐元素，从而“让自己更开放”。近几年，音乐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也正是陈伟伦所面临的一个问题：面对新的冲击，如何在了解受众音乐喜好的同时坚持自己。“因为我不单是一个歌手，还是一个音乐制作人。既要做自己，也要了解所有的东西。”陈伟伦说。

当下的音乐市场更多是以音乐作品所能带来的流量为先导的，公众听音乐的方式与几年前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流量为先导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音乐爱好者喜欢用文艺网站带有“电台功能”的“私人频道”为自己推荐音乐。在众多的音乐和歌曲作品中，“电台”根据听众之前点击的“喜欢”或者“不喜欢”的情况为听众推荐与其喜欢的作品风格相似的作品。陈伟伦说，虽然自己不知道现在的音乐平台中与此类似的推荐机制是什么，但是现在他再听到的作品与之前的相比，确实少了很多当年偶然与一首歌或者一段音乐相遇的惊喜。

流量为先的引导方式使得公众暴露出的审美趣味越发趋同，也使得听众的关注方向发生了转变。采访中，陈伟伦偶然说起自己刚看过的英国著名摇滚乐队皇后乐队的传记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不禁感慨：“当时那种‘我们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做自己’的摇滚精神真的特别厉害。”

这部电影能够打动陈伟伦不是没有原因的。电影中，皇后乐队初次发行与之前其他摇滚歌曲风格迥异的单曲《波西米亚狂想曲》时不但不被唱片公司看好，更被各大媒体批评得几乎一无是处。然而时过境迁，几年之后这首歌曲再度发行时，却登顶各大榜单。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先例能够给很多当下正在蛰伏的音乐形态、音乐作品以宽慰。

由乐队创作出的音乐作品就是一种蛰伏许久的音乐形态。在今年即将录制的音乐节目《中国乐队》的海选中，陈伟伦就曾经遇到过两支让他印象很深的乐队。其中一支来自天津的乐队用天津方言演唱，还有一支叫作“把门抵住”的川渝乐队也让他印象深刻。陈伟伦说，这支乐队带有很浓的地方色彩，但他们没有用民族乐器，而是把很多好玩的、当地的东西吸收到作品中，包括方言、舞蹈等等。“他们觉得搞这个东西很轻松，把身边的东西用音乐、用乐队的方式表达出来，就这么简单，但听得多了，反而特别有意思。”陈伟伦说。

这支乐队之所以能打动陈伟伦，正是因为他们身上带有的很浓厚的地方色彩，而把“地方”这个概念推而广之，便可以由此了解陈伟伦心中“中国音乐”的概念。在他看来，中国音乐应该有自己的特质，不是表象化的某种乐器或者某种风格，而是把符合中国文化特色的元素融入进音乐里面。陈伟伦认为，中国独有的知识体系下，音乐应该更重由意象到意境的描绘，这是一种东方人与生俱来的内敛的表现方式。也许，这也是陈伟伦选择“新乐府”、选择宋词的原因。

在陈伟伦的很多作品和现场表演中，他都会融入小号或者富鲁格号，这是他很早就会的乐器，对此，陈伟伦的解释是：“最早不好意思唱歌的时候就吹小号，小号最接近人声。”

（原标题：歌以咏志唱宋词）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袁新雨

流程编辑：TF017